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第3/8页）

还有卢卡一家的照片。索菲亚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一个额头上布满褶皱的宝宝。宝宝传承了爷爷和太爷爷的名字，也叫古斯配。那双深色的眼睛也跟爷爷和太爷爷一样，头发遗传了索菲亚，是金色的。但凡有人看见了，他们都会伸手去摸摸那头无比柔软的金发。人们很快便发现，他跟妈妈一样，舌头也很长。有一张照片上，母子俩同时用舌头去碰鼻尖，不过那张照片没有摆在橱里。古斯配头发的颜色明显越来越深。在最近的一张照片上，他十七岁，留着半长的、几乎成了黑色的头发。“这发型实在太糟糕了，”卢卡说，“和冰激凌商人的身份一点都不配。既危险，又不卫生。”

母亲尝了尝酱料，又加了一点盐。她仍然弓着背，几年没碰过挖冰激凌的勺子了，却还保持着当年挖冰激凌的姿势。

“去叫爸爸，”她说，“再过十分钟就可以吃饭了。”

“叫他上来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可能还不止十分钟呢，要他说，最好能整天待在下面。”

我经过印第安头饰，走向父亲的地下室。

他在碾磨，所以没听见我的脚步声。白金色的火花四溅，地上铺满了木屑和发光的铁屑。我不想吓着他，于是在最下面的那级阶梯上坐了下来，就这样看着那个曾经想成为发明家的冰激凌商人。八年前父亲退休了，离开了鹿特丹。“不然就该伤痕累累了。”他是这么跟母亲说的。五十七个夏天，也够了。

母亲不想退休，不过话说回来，她比父亲年轻七岁，不忍丢下卢卡，而卢卡也需要她的帮助。最开始的几年，每到二月，她还是会去鹿特丹，而父亲就一个人留在维纳斯。母亲一待就是八个月，从开店一直到关店。每天晚上七点整，母亲都会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好不好。“越来越好。”是父亲的回答。

事实呢，灶台上摆满了用过的盘子和烧焦了的锅子。父亲不洗衣服，每个星期都会买回一打新袜子和新内裤。床单透出一股酸味，枕头也成了黄色的。他把机器拖到车库，每个星期都会去见指头黑黑的男人们，跟他们谈论打钻、锯片和打磨盘。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地下室里，就是在电视上千个频道里。

夏天，我回去看他，被家里肮脏的程度吓了一跳。

“你干吗？”当我把所有窗户都打开时，父亲吃惊地问。

“你闻不到那股臭味吗？”

“闻不到。”

“碗也不洗？”

“没时间。”

他一直待在地下室里碾磨，打钻，锯木头，削木片。

我把被子掀开，把被套和衣服都丢进洗衣机，又把所有的盘子、锅子、刀叉和杯子都冲洗一遍。接着便开始扫地、拖地，到处擦洗，最后把洗干净的衣服挂到了暖和的太阳下面。

“快把窗户打开，”父亲说，“这是什么味道啊？”

“是洗洁剂的味道，薰衣草香。”

“臭死了。”

我心里明白，如果打扫房子的是卢卡，他肯定会很满意。我仍然是那个什么都做不好的儿子，这顶帽子会永远扣在我的头上。至于我接替了拉尔森，成了世界诗歌节的董事，还有我去年担任了荷兰最重要的诗歌大奖评委会的主席，这些都无所谓。

我带他去位于法乐村的薄地科餐厅吃饭，每次去那里他都点同一款比萨——玛格丽塔配薄切生牛肉片和芝麻菜，外加一杯最爱的啤酒。啤酒杯很快就空了，父亲又跟女服务员点了一杯。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无数个空啤酒罐，每个罐子上都有一个凹陷，好像遭到了某个无事可做的男孩的袭击一般。有一次我看见他举起手，冲一个罐子打过去，还一边嚷嚷：“嘿哈！”

“你不想妈妈吗？”我问。

“刚跟她通过电话。”

他切了一块比萨，我心里想：我是多么像他啊。我从来没有思念过一个女人，是受了他的遗传吗？早晨醒来时，就跟诗歌里写的一样，我的肚子总是空空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