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第2/8页）

“为什么不是28秒？”一个来自福多的商人问，“又或者是24秒？”

“28秒太长了，”父亲严肃地说，“咖啡会很苦，烟熏味会太重。24秒的话咖啡会很酸、很淡，还没来得及提取咖啡豆的味道。”

“爸爸，那23秒呢？”

“23秒的话咖啡杯有可能会爆炸。”

“一杯咖啡26秒？”另一个冰激凌商人说，好像遇到了一个很难的算术题，“我可没有这么多时间。”

“那么着急干吗？”父亲说，“零下十五度冰激凌是不会化的。”

“等得太久，顾客就都走啦。”

“走就走呗。”

冰激凌商人们全都扬起眉毛看着父亲。

那也许是一种逃脱、一种抽身而退的方式。躲在咖啡机后面，那闪亮的外壳，轰轰的气门，还有压力计。26秒一杯，精准得如同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如一个退休回到意大利卡多雷地区维纳斯村的愤怒老人一般，父亲终将承认：“一开始我只是恨冰激凌，现在也开始恨那些买冰激凌的人了。”

这种抵抗情绪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又是何时转变成一种极其罕见的厌世情绪，很难说得清楚。父亲本不想成为冰激凌商人，也从来没表达过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计划是，等我们长大了，就要好好料理冰激凌店，父亲出现在厨房里的频率也就越来越低。当我去上大学，卢卡接手了冰激凌店时，父亲还是经常在店里帮忙，而我的弟弟成了那个对冰激凌负责的人。

咖啡机安静下来，咖啡泡好了。

“你一杯，你弟弟一杯。”父亲说。

我接过两杯咖啡，走进了厨房。

“啊，这么说你订婚了。”这是我对弟弟说的第一句话。

他什么也没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盯着地砖，听着冰激凌机器旋转的声音。刮刀上上下下地摆动，嘶，嘶，嘶。一个优秀的冰激凌商人不用盯着汽缸，根据机器发出的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冰激凌做好了没。“就跟婚姻一样。”一个来自泰迪村的老冰激凌商人曾经带着微微的醉意，在酒吧里说，“我了解冰激凌，冰激凌也了解我，会跟我说话。”其他的冰激凌商人也喝红了眼睛，一个个不停地点头。

我们俩什么也没说，同时喝完了咖啡。

也许没什么可说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扭转的。我是哥哥，本该接手冰激凌店，却选择离开了这家店。卢卡成了冰激凌店的继承人，得到了索菲亚，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需要索菲亚的是卢卡，不是我，也就没必要再为这争个面红耳赤了。

其他的话题嘛，也没什么好谈的，这一点兴许卢卡也明白。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截然不同。我看书，写诗，编辑。我约见别人，跟诗人们一起吃法国奶酪面包，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而卢卡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做冰激凌，卖冰激凌，把机器擦干净，晚上倒头就睡。冰激凌成了他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在冰激凌店收摊时才刚刚开始。

嘶，嘶，嘶。

卢卡关上了机器，拿着一把大勺子，大拇指紧紧地扣在金属勺柄上。弯下腰，接着又直起腰，左边的嘴角微微扬起。这不是微笑，而是因为期待变成了现实，冰激凌味道不错。

他做的是香草冰激凌。它们像水泥一般从大勺子上滑进了装冰激凌的盒子里。

卢卡发现我在看他做的冰激凌，就跟太爷爷的弟弟妹妹看着太爷爷做奶油冰激凌，跟每个人看冰激凌的眼神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味的呢？有谁不爱吃冰激凌呢？看到冰激凌店，有谁会不高兴呢？那个把我们带回童年的甜筒，那个我们都曾拿着塑料小勺搅个不停的小纸杯。小勺搅啊搅，直到杯子里出现了另一种颜色和混合出来的新口味。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爱冰激凌了呢？店外面竖着一个巨大的甜筒，上面有三个冰激凌球，分别是草莓味、香草味和巧克力味的。甜筒是用聚酯纤维做的，里面填满了泡沫。尽管如此，我还是看见许多小孩子从店门前经过时，忍不住上前舔一口。长大后他们也许会忘了这一幕，然而对冰激凌的渴望却从来不曾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