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第4/12页）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宋代成都公私藏书规模之大，令人瞠目。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成都不少藏书家、刻书家都经营书业，成为书商。如韩醇曾到杭州去做印刷及书籍生意，终于成书业界巨商。为了推广自己所刊刻的书，有的书坊就在书末留下图记，相当于替自己的书做广告，如现在残存的宋蜀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一书后即有：“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之牌记》）。另外尚有书为了禁止翻版和另刻，在书上便有类似于“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之类的禁约，“吾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书林清话》卷二《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说明书业的繁荣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则来约束，才能保护竞争，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川尤其是成都文化之盛，使得统治者格外注意。宋太祖生性好书，自蜀归宋，即命尽取蜀所刻文籍归阙。而且由于成都地区的刊刻水平属全国一流，因此在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费时十三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花费雕版十三万块，依照《开元释教录》编次，硬黄纸，卷轴装。全藏1076部，5048卷，装480函，既称“蜀版藏经”又称“开宝藏”。但令人惋惜的是，此书大部分已于元代散佚，现存的只有其中两卷宋版书。

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他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四川地区官刻本有名的就应算版本学史上著名的“嘉祐七史”亦即眉山七史；而家刻本则有广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世称龙爪本（见《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浙江、四川、福建是宋代三代印刷出版中心，但对三地刻本的优劣，向来似乎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即浙刻最上，蜀刻次之，而闽刻最次。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而宋时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点是纹细质优，既可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而且蜀刻的一般特点是，用纸是洁白而厚的楮皮和麻纸，版式疏朗悦目，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刀法圆润饱满，字画如写，如今传世的宋蜀刻《春秋经传集解》，字大如钱，墨光如漆，闻之犹有清香。与此相应的是，宋代的蜀学空前繁荣，四川成为宋代的文化重镇。

真是俗语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有盛必有衰，此乃一定之规律，古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也没能逃出这样的宿命。南宋末年元兵侵蜀，四川包括成都遭到半个世纪的战乱，出版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整个明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与宋代比较相去甚远，而明末清初又遭逢大的战乱，张献忠的屠蜀，以及清军与他的反复交战，四川的各方面再次受到重创，成都这样繁荣的城市都十室九空，以致清初执掌四川权柄的人，也只好暂住阆中，或者迁到成都后，也只能借居在毁损厉害的前明蜀王宫之中。

明末清初至乾隆时期，成都的各项发展包括文化诸方面，极为缓慢，这是历史上成都遭破坏后，恢复得最为吃力和困难的一次。加之有清一代文网高炽，禁令苛酷，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甚为不利。本来四川书业包括成都书业都是乾隆中后期才发展起来的，因而彼时印刷业并不发达，但1780年四川总督文绶奏准对内容进行删除的书就有六种之多，其中《今文大小题商》《历科墨卷商》《朱子异同条辨》《四书会意解》四种因有吕留良的讲义和批评夹杂其间，另外《明文传新》和《明文海》二种有钱谦益的文章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