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第2/12页)

公元880年冬天,黄巢大军直捣长安,唐僖宗仓皇奔蜀,大批随唐僖宗入蜀的官僚、宦官、军队、侍从等,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和经费开支,四川人尤其是成都老百姓成了无法逃脱的承担者,这批人入蜀可以说是成都老百姓的灾难。但有一位随唐僖宗的中书舍人柳比,在公元883年却记下了一项在书籍发展史上,关于成都的一项光荣。“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氏家训》,见《旧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九》注引)关于柳玭“阅书于重城之东南”之事,学者向达说,“所谓重城当属乾符六年高骈所筑之罗城,今称蓉城。至今成都书肆尚多在蓉城东南学道街一带,唐代书肆亦当在此也”(《唐代刊书考》)。确实如此,1949年前成都的170多家旧书店和旧书摊,其中最主要的都集中在以学道街为中心的周围地带。这说明千多年来,成都的城址无大的变迁,以至于成都的文化中心亦无相应的迁移。

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在长安抄写的目录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这说明成都已有刻书的历史。固然现存的第一本印本书是公元868年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但现存的最早的两件日历残片系公元877年和公元882年的,其后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所谓樊赏所刻的历书,其实是樊家书铺所刻印和经营的,像这样的书铺在成都有案可查的尚有卞家和过家所开的书铺。卞家所刊刻的是《陀罗尼经》,这张陀罗尼,其首行写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尺见方,其中大部分为古梵文,中间与四周各有小佛像,与宋初印行的《大随求陀罗尼》颇为相似。尤为珍贵的是,这是目前尚保存在国内最古老的印刷品,是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的唐墓中出土的。

而过家铺子印行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特如此,国家图书馆藏唐人写经“有”字九号《金刚经》一小册,十页,末有“四川过家真印本”及“丁卯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写流传”字样,即公元907年一位无名老人根据过家刻印本所抄写的。另外尚有《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三四九号《金刚经》,末有天福八年(公元943年)“西州过家真印本”字样,据考证,“西州”系“西川”之误(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这说明成都书铺刊刻经营的品种有佛经、咒本、历书等。成都的经济实力及繁荣的文化,加之盛产“益州麻纸”或名“蜀郡麻纸”,使得众多的刻书铺有纸张来源,购买者亦很踊跃,成都的书肆也就呈繁荣之势。

混乱的五代,北方政权的更迭,如同今天的非洲小国政权频繁更换一样玩政治游戏——“坐跷跷板”。但偏安一隅的四川政权,反倒是得到了前蜀后蜀两个短命政权的暂时安稳,而度过了历史上动荡的五代时期。由此民众得到了相对的休养,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比北方整个动荡的大局来说,是一片相对安定的乐土,因而有“杞梓如林,桑麻如织”的太平景象。而随唐僖宗入蜀躲避战乱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未返回长安,文风教化依旧很盛,因此就有书籍的雕刻,以及继续保存学校的需求,也就由此奠定了以后蜀学兴盛的根基。

《资治通鉴·后周纪二》里说:“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段话所记之事发生在“后周太祖广顺三年”亦即后蜀后主广政十六年,也就是953年5月。其实前蜀王建时在恢复庠序、崇饰孔庙以及图书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参见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五),这表明司马光所作的判断并非事实。毋昭裔确实出资财兴学校,同时镌刻儒家经典于石壁,以唐代开成石经亦即“雍都旧本九经”为蓝本,是为“石壁九经”,人称“孟蜀石经”。孟蜀石经刻了注文,这在中国古代著名的七次刊刻石经中——其他六次分别是东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是一大特点,而且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据研究者称,刻写均是当时名手,字体精谨,较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尤为优美”(周萼生《近代出土的蜀石经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