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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萨姆纳因为发烧，既不能掌舵，也不能划船。当他们穿过层层浓雾和阵阵冻雨的时候——其间还有雨夹雪，他蜷缩在船尾，身上盖着毯子瑟瑟发抖，并且一阵一阵地犯恶心。卡文迪什不时喊出一些命令，或者是奥托吹起一首德国小曲的口哨；但是，除了船闸发出的死气沉沉的嘎吱声和船桨击水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哗啦声，这个世界上好像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每个男人都被不祥之感笼罩着。天色阴郁，天空给人灰暗阴冷的感觉。上午大概有两次，萨姆纳不得不脱下裤子，把屁股挂在船舷上，对着水面喷出一堆东西来，或者只是水样的稀便。奥托给他喝白兰地，他感激地一饮而尽，然后又全都吐了出来。其他人看着这一切，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和讽刺。班农的死把他们的意志力都瓦解了，使他们困在与之相同却又截然相反的恐惧中。

晚上，他们在浮冰边缘支起了带血迹的帐篷，努力把自己弄干，然后再填饱肚子。接近午夜时分，蔚蓝的夜色渐渐变浓，布满繁星的夜空变得更加绚丽。一小时后，光线变亮了。萨姆纳汗出不止，不停地发抖，在一场不安的梦魇里，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在他身边，男人们的身体挨着身体，鼾声如雷，好像群牛对睡。帐篷里的空气像铁一样，让他的脸颊和鼻子感到冰冷。他感到焦虑，恨不得驱散它。他的肉体因为渴望那份缺席的药物而疼痛发痒，他的思想开始漂移和旋转。他记起从德里归来时的孤独旅程，在孟买他含羞受辱。当然，他还记得四月的伦敦。他想起自己在查令十字街住过的皮特·劳埃德的旅馆：精液和雪茄烟散发的味道；妓女们和她们的顾客在夜里发出的叫声；铁床，油灯，破旧的安乐椅上会吐出马毛，还沾上了熊油和玛卡沙油。他嘴里吃着猪排和豆子，靠着自己那不可靠的信用过活。有两个星期，他每天早上都带着他的学历证书和一封过期的推荐信跑到医院里去。他常常坐在走廊里等待着。在晚上，他会寻找来自贝尔法斯特或者戈尔韦的熟人——不算是好朋友，只是一些至少还记得他的人——卡拉汉、菲兹杰拉德、奥利里和麦考尔。他们一起痛饮威士忌和麦芽酒，一起追忆往事。当他觉得时机合适了，他就会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告诉他可以去美国、莫斯科和巴西试一试，这些地方不会像本国这样介意一个人的过去。那里的人们更自由奔放，也更容易原谅一个人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因为这些地方的人自己犯的错也不少。英格兰不属于他。他们告诉他，不再属于他了。英格兰太僵化、太严肃，他必须放弃。尽管他们相信他的故事，他们信任他，但是其他人却不会这样做。他们说话的语气十分友好，甚至像是一种同志情谊，但是萨姆纳可以感觉到他们其实希望他走开。他们对他的失败额手称庆，以此作为对他们平庸的安慰。但是他们同时也深刻意识到：如果他们失去警惕，如果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或者忘记在为谁服务，将会有何种灾难降临。他们在用萨姆纳的屈辱给自己敲响警钟。

晚上，他会服用阿片酊，然后走遍全城，直到自己疲倦至极，才能安然睡去。有一个晚上，他踉踉跄跄地沿福利特大街走着，经过坦普尔栅门[1]和法院。当他穿过人行横道时，鞋跟轻轻叩击着地面。他看到科尔宾笔直地向他走来，这使他很惊讶。他戴着战争勋章，穿着红色制服，黑得像沥青一样的靴子被擦得光可鉴人。他跟另一个蓄着胡子、穿着相似制服的年轻军官正在交谈。他们一起抽着雪茄，大笑着。萨姆纳站在城堡门口的阴影里，等着他们走过来。就在等待的时候，他想起科尔宾在军事法庭上时的样子——举止随意、漠不关心，并且非常自然。对，即便撒谎，他也表现得如此自然和真实，好像就是他的天赋一样。无论撒谎与否，确实只是他一念之间的小事。萨姆纳一想起那个场景，胸腔里积聚的愤怒仿佛就要喷薄而出；他喉头发紧，双腿肌肉僵硬；他开始颤抖。两个军官越走越近，有那么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仿佛灵魂出窍了——他的身体太弱小，已经无法承受他愤怒的想法。当他们一边吸烟一边笑着走过他的时候，萨姆纳从门口走了出来，他拍了拍科尔宾带有黄铜纽扣装饰的肩膀。当科尔宾转过头时，他重重地一拳打在他的脸上。科尔宾失去平衡倒向一侧，年轻军官扔掉了雪茄，瞪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