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

或许大家都认为我罪有应得。我也同样认为，我还认为自己应该坠入阿鼻地狱，每天被刀子剁碎三万万遍，被烈油烹烂三万万遍。心中的苦痛，言语实难表达万分之一。我并没有死，可能是酒喝得太快导致呕吐，可能是安眠药里的成份大半是淀粉，反正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一家私人小诊所里。一个显然是无照行医的穿一件脏白大褂被胡须遮住表情的老人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他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问。当我颤抖着手试图在身上找到一点钱时，他摇了摇头。我说了声谢谢，跌跌撞撞往门口走。他突然说，“你若是没哪里可去，就留在我这里帮忙吧。”我想摇头，可身体不听话，瘫倒在地上。

几天后，我成了这所专门替民工看病的小诊所里的帮工。每天，我什么都不想，也不说话。来看病的人都叫我哑巴。我形若枯槁，心如死灰，绝望地等待着那双命运之神为我挑选好的手铐。我甚至与一只老鼠交上了朋友。每天晚上十二点，它都会准时出现在我床边。我用馒头屑喂它。它以欧洲绅士的礼节和风度，把馒头小口小口地喂入嘴里。馒头屑消失在它的嘴里。它抬起头，眼神柔软，优雅地望着我。有时，它还会在地上翻跟斗，就像田嫣伸展手足，为我表演瑜珈。

我泪流满脸。

冬天过去了，春季快要来了。我准备回去自首，临行时向这个奇怪的老人告辞。老人点点头，还是什么也没说。我找了间网吧，想大致先了解一下北江市的情况。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田嫣并没死，医学创造了奇迹。她醒了，什么也没说。她已经恢复理智。她如果说出真相，她将失去那些我没有带走的财富，更致命的是，这将对田省长造成不可弥补的打击。现在，田省长还可以通过他的影响力捂住盖子。只是我的那辆车已经被打捞出水面，关于我的种种传闻在网络上扑天盖地。有人说我被人绑架了，有人说我是卷款潜逃，有人为我觉得可惜，有人大骂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有人说李国安不准在太平洋的某个岛国晒着日光浴，有人说李国安虽然犯了错但对北江是功臣。

我进入了北江市政法系统几个部门的相关网页，没有找到有关于我的通缉令。简单说，我从北江平空消失了，各方人马为争夺我留下的空白正在大打出手。我还能回去吗？编造出一个被人绑架的谎言？只要田嫣不起诉我，念在一夜夫妻百日恩的份上，我甚至有可能重返北江。我给李国泰打了一个电话。李国泰哭了，问我，“现在在哪？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说我在北京。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李国泰的电话有人在监听。

我的汗下来了，马上挂断电话。我不再是一个杀人犯，但现在想我死的人怕是不少。我怎么就这样没一点政治头脑？我给李国泰寄出一封信，告诉他，我已遁入空门。我给田嫣寄出一封信，说我爱她。此心不渝。我给陈映真寄出一封信，说，这世上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了。请她原谅。我给李君强寄出一封信，告诉他，父亲是一个罪人。我也给田省长寄出一封信，把事情的前后都如实说了，感谢他对我的提携，请求他的宽恕。我没提自己现在的狼狈处境。

我若回去，必然要置我所爱过的人于旋涡中，连位高权重的田省长也难置身事外。“规范官员行为的其实往往不完全是成文的制度和规章，而更多的是一些不成文的潜规则与准则，而成文的制度和规章往往是用来惩戒违背潜规则的官员。”对他们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要为自己犯下的过赎罪。只有灰尘满面，终日劳作才能减轻我内心的痛楚。我用了一张假身份证，在上海某工地找了一个钢筋工的活，过上隐名埋姓的生活。这一呆就是二年时光。许多人认识了我。但我不认识他们。我在邮亭里买了一副塔罗牌，每天晚上把牌摊在被汗渍浸湿的床板上，在牌阵中低声询问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