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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上发论文不仅没稿费还得向杂志倒找钱，美其名曰版面费。一本所谓的核心期刊所索的版面费竟然高达三百块，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我这位曾经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高风亮节的好干部拿不出这笔钱，为这几百块钱托人情有点不大妥当，也得不偿失。陈映真见我的脸整天臭臭的，问清根子，发了半天愣，第二天把我母亲当年给她的几件黄金饰品拿去首饰行卖了。

一个人的观念可能就是被这样或那样的小事一点点慢慢转变过来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不知是从具体哪天起，传入我耳朵里的风言冷语开始折磨起我的内心——而这些话，我原来浑不当一回事。

自我做上梨山乡乡长后，我妈那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就络绎不绝来了。都是穷人，穿得破烂，还多半背着一小袋米、半包枣子，把一些她们并不擅长的恭维话说过后，结结巴巴地提出要求，希望我能帮她们解决一点实际的生活困难。一位叫孙姨的，据说祖上救过我太爷的命，提着几盒点心，希望我能替她买几包尿素。一个叫张家嬷嬷的，说是小时候抱过我母亲，也抱过我，我还撒尿在她身上，希望我能把她孙子安排进厂里面。一位五姨，说六零年时省了一只红薯给我吃，我现在做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希望我能为她十四岁的女儿在县城找一个好婆家。

我一概拒绝。为此，我母亲还沤气，说我不认穷亲戚了。是白眼狼了。倒是已退休在家的继父还理解我，说娃是想干大事的人。咱们做父母的别拦着孩子。等孩子有出息了，到那时再回报乡里乡亲也不迟。

还记得青皮与二狗吗？也来找过我。青皮出狱后，整个人就不是当年的青皮，瘦骨嶙峋，还瘸了腿，见人就靠墙，形容猥琐，一只裤管踩在脚底，一只裤管卷到膝盖，鼓起很大的勇气说，“国安，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说，“能帮的一定帮。”青皮在东门巷口摆了一个水果摊，兼卖烟酒。被烟草专卖局的人查出几条假烟，全部没收了不算，还要罚款一千块钱。我拿了二百块钱给他。他发了半天呆，没接，拖着瘸腿走了。一边走，一边打自己的嘴巴，打得劈哩叭啦。

二狗的妈找了我七八遍，我总在乡下，难得回来一趟。陈映真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有一天我在家，因为来访的人很多，一直到夜里十二点，才把客人送走。正准备上床睡觉，门被敲响了，打开一看，是她老人家，怀里还抱着一只老母鸡。天晓得她在门外等了多久。因为天下着雨，身上已经湿透，但怀里那只老母鸡倒是干爽，连粒水珠也没有。我想象得出她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来呵护这只对她而言无比重要的母鸡，赶紧倒了杯茶给她喝。她放下母鸡，开始控诉起二狗，说叫他来找我，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总不肯来。然后夸我，把我夸成了一朵花，说我打小就与众不同，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喜欢与人为助——那是我吗？接着回忆起我与二狗的感情，好像我们比亲兄弟还亲。我就没想起来。我问她有什么事，她就掉眼泪，说，二狗出狱后，就一直没工作。这次她不要这张老脸来求我，是希望我能为二狗找份工作。现在快四十的人，连个老婆都没有。就在街头拉板车做搬运工度日。希望我这位做兄弟的，能拉二狗一把，哪怕是安排到梨山做个看大门的，也好。

这也太难了吧。我说不出话来。陈映真在里屋听见了，出来说宽慰她的话。说到后面，老人抹着眼泪走了。陈映真叫她把母鸡带走，她死活不肯。陈映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硬塞过去。她扑通声跪下，磕起头，嚎啕大哭，说，“闺女，你开开恩呐。你们都是做大官的人，从手指缝里漏一粒米就够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吃一辈子。”这老年人跪年轻人，在民间是有说法。这年轻人是要被天打雷劈的。二狗的妈是急糊涂了。我与陈映真面面相觑。我扶起老人。那只该死的母鸡这时也来了劲，挣脱了脚上系着的红绳子，满屋子乱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