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第2/5页）

一九七零年是乏善可陈的一年。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人造卫星上天了。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了。倪志钦创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共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了。阶级斗争仍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十五岁了，有了喉结，开始变声，腋下也长出汗毛了。

我已经不再相信一切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包括二年前血液为之沸腾的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之类的话。青皮的二哥小名二狗，那是红卫兵里笑傲风云的人物，头戴一顶真正的确良的绿军帽，穿四个兜还有肩章痕迹的军衣，腰上系皮带，手拿红宝书，在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声若洪钟，那个英气逼人啊，这若是现在，准能当电影明星。青皮打小就没少仗他二哥的势横行霸道。也就是我爸是开车的，能有好吃的，要不小时候哪轮到我做司令，他做军师？不过，长大以后，因为不在同一个学校，交往倒少了。见面点个头。

二狗是六八年戴大红花去的贵州，七零年却像一个乞丐般溜回家。若非他妈妈哭得泪如雨下，我还真认不出他。仅仅三年，就已换了模样。看来，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是去不得。二狗的愿望当然得不到满足。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拿着红宝书上门忆苦思甜做思想工作，把一些话车轱辘说。二狗大怒，当场拎起一把菜刀，吓得老大妈连滚带爬。二狗妈见事情不妙，往儿子手上塞钱，哭着喊着叫他赶紧跑，回公社去。要不，派出所等会就要过来抓人。二狗脖子一挺，骂了声娘，把刀一挺，说，老子死也要死在城里!

警察过来了，二狗的豪言壮语顿时灰飞烟灭，被逮进去，算作“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被判入狱十年。

但命运就是这样荒唐。我想去乡下时，不让我去；我不想去乡下时，却又不得不去。

那时的高中已经陷于停顿，没恢复招生，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是就业；二是下乡。我甚至不可能呆在家里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无数双眼睛在观察着身边每一个人的动静。人人头上都罩着一个看不见的无形大网。谁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打倒成为万人唾千人踏的牛鬼蛇神？许多人上班回了家，都偷偷对着镜子练鞠躬，上身与腰部之间的角度在九十度这种标准的鞠躬能让自己在批斗会上少吃点苦。

继父还在做着那个工宣队的大队书记，但当母亲提出试图通过他的影响把我留在城里的某间工厂时，继父拒绝了。也许继父是有了李国泰，我这个拖油瓶自然无足轻重；也许继父认为我长大了，不应该再躲在屋檐下，去乡下煅炼一下也是好事；也许继父其时有说不出的苦衷，自己也处于泥菩萨过江的非常时期；也许我这个半大不小的存在影响了他夜里在母亲床上的发挥；也许是因为继父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一句颠扑不倒的真理——附带说一声，我认为这是一句很混账的话。一个简单的常识，农民最苦，有几个农民做了人上人？要当人上人，关键是要学会吃人。

我倒不恨继父的决定。用我后来在知青点遇见的一个北京知青的话来说，叫“爱谁谁。”知青苦不苦？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不觉得苦。或是因为我就在本省插队，离家并不远，不曾有机会在北大荒种过粮食，不曾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上山砍过木头。伙食虽差，天天红薯稀饭再加白菜帮子，吃了老放屁，毕竟能吃个半饱。时不时还可以去附近村庄打狗吃，去溪里摸鱼、捡螺丝壳。就别指望菜里有油——一块长了绿毛的肉皮在锅底一擦算是打牙祭了。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压根没心思滚一身泥，属于典型的不求上进的知青。知青再苦，能苦得过农民？知青刚下乡的那几年，国家每月还补助四十斤粮食，八块钱生活费。知青不干活，饿不死；农民不干活，那是真正要饿死了。生产队更不会因为知青不出工，过来抓人批斗。无非是这帮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家伙原来心里的优越感被打破了。所以现在每当我见到一些所谓的知青回忆录时，心里就发腻。这是你自找的苦，怨不得别人，不要没事就抖落这点破烂。还有，就算你是真正吃了苦，你丫的也只是苦了几年，农民在那片土地上可是苦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