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开始记事。对前些年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亩产几十万斤没什么印象。那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沸腾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撰文宣布: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使伟大领袖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一九五九年,我记得最清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汉字:饿。

有多饿呢?眼睛是绿的,看见一只苍蝇也想把它拈入嘴。我就吃过苍蝇。最好吃的是麻蝇,味道有点甜;最难吃的是那种绿头苍蝇,有屎味。吃苍蝇是有技术含量的,撕掉苍蝇的翅膀用口水打湿再囫囵咽下,那只会让一起玩的小朋友看不起。得全须全尾放入嘴里,用舌头缓慢地把妄想在口腔中打转的苍蝇抵至上嘴腭。苍蝇脚在舌苔上激烈地挣扎,微痒,麻麻酥酥,感觉就真的不要太爽了。这时再用牙齿咬住苍蝇的翅,把苍蝇头小心抿下,呸一声吐出苍蝇的肚腹,这才算大功告成。

现在看一些书,说人饿了,想吃鱼呀肉呀,那是扯蛋,人真饿到一定的份上,就只想啃白米饭。其他什么香的甜的辣的鲜的,那都是肚子里有东西嘴巴又闲着才会想的。

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跟鬼魂一样,时不时沿着乡村通往县城的路蹿来。比如说,有的人走着走着,腿一软,身子软下去,就再也爬不起身。这是活活饿死的;有的人走着走着,发起癫狂,抓起地上的瓦片与锋利的石头,往肚皮上割,这是吃了观音土憋得太难受的;还有的村庄因为与别的村庄抢粮食,双方发生械斗,打得尸横遍野。最可怕的一种流言是讲大人吃小孩子。说是交换着吃。据说有户人家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煮了,尽管很小心,屋子里还是飘出肉香,结果被人发现,活活打死,尸体也被分着吃了。这是不是谣言,那时的我是没有能力分辨的。到了晚上,母亲不让我出门,说有“拍花人”,小孩子见了他们,魂魄就要被拍走,就会稀里糊涂的跟着那人走,还会自己把自己洗涮干净再跳到烧了沸水的锅里去。这话说得恐怖,但我不大相信。母亲虽然下了禁令,我仍然与伙伴们偷偷跑出去,在山野田间寻找食物。那年头也真邪,青蛙、昆虫都少见,更别说美味的野果。真饿啊。大家都被装在一个疯狂蠕动的胃里。连灌木刚抽出的新芽都被剥食殆尽。面对着荒芜寂寥的土地,大家与蝗虫没有任何区别。

相对于院子里的其他孩子,我是幸运的。继父是司机。“汽车一响,黄金百两。”继父隔三差五能弄来小袋的米面。每逢此时,母亲像做了贼,紧闭门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吩咐我去窗台边观察是否有人靠近。母亲真是多此一举。不过,她的小心也不无道理。院里有个老头,不知从哪弄来小半袋发霉长芽的土豆,藏在床铺底下,半夜自己起床扔火里煨,被儿媳发现了。儿媳大怒,用火钳追得老头光脚满院跑。等到那凶悍女子打累了,再回去一看,土豆长腿不见了。

母亲的改嫁是对的。若我生父还在,可能我早已在六道轮回中打滚。只是,令我厌恶的是,只要继父在家,每晚必与母亲弄出那种可怕的声音。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出奇。母亲浑似被人掐了脖子,一声长两声短。继父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公牛,身上卷起一层粗壮的黑色毛发,嘴里有节奏地喊着。喊什么呢?喊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

那时我对他们干的勾当似懂非懂,对这种声音无比愤怒。它就跟铁锉一样,锉得我手指头发了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