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 《长日将尽》译后记（第2/6页）

那么他都回忆和思考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又说他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他为什么要有意无意地躲闪和回避？他躲闪和回避的又是什么呢？

干了大半辈子职业管家的史蒂文斯，他回忆和思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算得上是个“伟大的”管家？一个“伟大的”管家与一个极有能力的管家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史蒂文斯认为就在于他是否拥有一种“尊严”。那么这种“尊严”到底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具体的内涵应该如何表述？史蒂文斯在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并以自己的父亲管家生涯中的实际言行作为实例，得出结论说：“‘尊严’云云，其至关紧要的一点即在于一位管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坚守其职业生命的能力”；“伟大的管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们能够化入他们的职业角色，并且是全身心地化入”。身为“管二代”，史蒂文斯还进而将他们这代管家与以他父亲为代表的上一代管家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老一辈更关心的是雇主是否是有封号的世家贵族，而他们这一代更关心的则是雇主的道德地位，他们更加理想主义，更希望效力于那些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的士绅：这个世界是个轮子，以那些豪门巨族为轴心转动，而他们这些有理想的管家莫不以尽可能地靠近这个轴心为志向，他们这个职业的终极价值就体现在为那些肩负着当代文明大任的伟大士绅们服务，如果，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你才可以被称为一位“伟大的”管家：“一个‘伟大的’管家肯定只能是那种人：他在指点自己多年的服务生涯时能够自豪地说，他已经将他的全副才能用以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了——而通过这样的一位绅士，他也等于是服务了全人类”。

那么史蒂文斯为之而效力了三十多年的达林顿勋爵，他是否居于这个世界的轴心位置，他是否是位伟大的士绅，他的作为是否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呢？

达林顿勋爵当然居于这个世界的轴心，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话说：“是我们这代人最先认识到了前几代人全都忽略了的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决定事实上并不是在公共议事厅里，或者在会期只有寥寥数日又完全置于公众和新闻界关注之下的某个国际会议上做出的。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关键性的决定反倒是在国内那些隐秘而又幽静的豪宅里经过讨论、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小说中集中描写过在达林顿府召开的两次会议（外加无数“不宜公开”的密谈）：一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召开的国际会议，达林顿勋爵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共二十几位正式代表参加；还有一次规模虽没有这么盛大，却直接邀请到包括纳粹德国驻英大使与英国首相在内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到达林顿府进行密谈。正如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之间的那段对话所显示的那样：史蒂文斯向肯顿小姐抱歉说他实在太忙，没时间详细探问她跟他的求婚者会面的结果，因为“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事件此时就正在府内进行当中呢”，而肯顿小姐则回答：“府里又何曾发生过不重要的事呢，史蒂文斯先生？”

那么达林顿勋爵是否是位伟大的士绅呢？他的作为是否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呢？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话说：“无论近年来对达林顿勋爵的功过如何评说……我都该为爵爷说句公道话：他本质上是个真正的好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绅士，时至今日，我都为自己能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为这样一个人服务上而深感自豪。”达林顿勋爵参加过一战，对阵的敌人是德国，但他出于绅士的原则和本能，对于已经败北的敌人就自然会表现出慷慨和友善。加之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的确对于德国有诸多不公开的条款，这就激起了达林顿勋爵的同情和义愤，尤其是在他的一位德国挚友自杀之后，他开始致力于为德国争取平等的国际权益，一九二三年的那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就是专门为此而召开的。可以说到此为止，达林顿勋爵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当的。但在纳粹政权上台以后，德国已经从之前的牺牲者一变而成咄咄逼人的侵略者，达林顿勋爵却仍旧秉持之前的亲德、挺德立场，执迷不悟，终至于成为纳粹德国的帮凶。如果说一九二三年的那次会议还是完全正当的，那么到一九三六年他一手安排纳粹德国的驻英大使与英国首相到达林顿府密谈，甚至想促成英王在那个时候亲访德国，与希特勒会谈，用勋爵的教子的话说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爵爷可能是希特勒先生在本国为他摇旗呐喊，助他实施其宣传诡计最为得力的一枚棋子了”。而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居然正是因为勋爵是位真正的绅士，因为他为人真诚，品德高尚。所以答案是：达林顿勋爵确实是位品德高尚的绅士，但他却并没有成为一位伟大的绅士，他非但未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反而沦落为纳粹的棋子和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