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传奇·历史·现实（第3/4页）

然而，勃留索夫的历史文化时代交嬗学说还是有其独特的个性品格。对于折中主义者与“多元论”者的勃留索夫来说，他是把历史的进程看成有许多个“单子”相连接而成的“链”。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封闭的文化形态。每个文化形态都是一个由生长到消亡的有机过程。历史正是由这种系列圆环一一相续而发展开来。如果说，梅列日柯夫斯基是注重历史进程各个阶段上质的区别，在历史观上是个进化论者，与十九世纪的精神瓜葛甚深，在构建那“进化论的进步观”的时候，尚借助于黑格尔的三段论或索洛维耶夫的模式，宣扬他本人的那同样是模式的理论：多神教——基督教——未来的综合，肉体——灵魂——综合，基督——反基督——综合，那么，勃留索夫则是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忠实的儿子，他倾心于“自我封闭的文明理论”。崭新的世界，在勃留索夫的艺术作品中与文学理论中，都是从旧世界的废墟上诞生的。如果说，梅列日柯夫斯基曾试图通过维纳斯雕像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命运来显示“历史之链”的继承性与文化价值的延续性，那么勃留索夫则突破了这种横向的、线型的历时思维，而倾向于垂向的、环状的共时思维。勃留索夫认为那把各个历史时代联系起来的“链”，乃是一种“类似”律、一种类比力的作用，即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注定从童年到青春经中年至衰老，这种有机进程是任何文化都无法变更、任何时代都无力超越的。

在写作于1913年但终未完稿的长篇历史小说《被推翻的尤皮特》(3)中，勃留索夫让基督教布道者尼古拉神甫那样回答多神教徒尤里，鲜明地折射着作家本人的历史观。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尤里：“真理不可能死亡。”

尼古拉：“青年人，你错了，真理也会死亡的。每个时代都相信它所相应的那个上帝。曾有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都信奉尤皮特。然而，这个时代逝去了……另一些人走入这个世界，他们带来了另样的上帝……新的时代一旦来临，基督教的真理也将死亡。”(4)

由于接受“自我封闭的文明理论”，勃留索夫的审美取向，就不是各种不同形态的历史文化之间的共性或其延续性与继承性，而是每个文化形态、每个历史时代的个性特征。勃留索夫的审美视角不是指向统一——那种透过各种不同“布景”才能见出的，在“布景”之后的普遍性，而是指向每种文化形态的历史“布景”本身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勃留索夫的历史主义其实质是一种“被布景装饰了的历史主义，被审美化的历史主义”，而不是苏联文学史教科书中曾长期流行的那种线型进化的“历史主义”。对象征派文学家勃留索夫来说，历史文化景观作为其表现的对象，首先是审美把握的材料。勃留索夫对他在作品中所要呈现的客体一向“所持的不是科学的，而是审美的态度”(5)。米·加斯帕洛夫的评点是十分贴切的。实际上，勃留索夫所声言的“考古主义”的基础，并不在于其历史学家的客观性，而在于作家对异域文化情调、异域景观的个性特征的兴趣，在于他认定古代文化形态之中，就含纳着他所倾心的关于历史发展社会变更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本质性东西。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美学观与诗学观的支配下，勃留索夫要在长篇小说中显示人类生存的梦，展示这种梦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与不可重复的风采，呈现其不可避免的冲突、交替、更新、死亡与新生。并且，正像早年他在诗歌领域里拓荒，在短篇小说领域里创作出象征主义小说的新形式一样，他也要在长篇小说里为俄国象征派的艺术探索立下一块奠基石。况且，勃留索夫一直不满意梅列日柯夫斯基的长篇历史小说。于是，勃留索夫更加着意于小说形式本身的创新。这种创新，当然不在于勃留索夫的长篇小说是以几种叙述者——现代人、事件的参与者与事件的阐释者的名义来讲述故事，而是在于：相应于这些面具，相应于这些虚构的人物的视野与视点，整个叙述在其所有水平上被“风格化”——“风格化”模拟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风格来叙述，成了勃留索夫在其长篇历史小说中一种主要的诗学方式，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多层面的艺术“模拟”，勃留索夫的长篇历史小说可以让人们作多种解读，它是志怪、亦是传奇，是历史、亦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