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传奇·历史·现实（第2/4页）

勃留索夫作为长篇小说家在叙述形式上的个性，在于他是一位自觉的风格模拟者。如果说，梅列日柯夫斯基在其长篇小说中是把读者的兴趣完全导向事件本身与隐含在其中的象征意味，那么，勃留索夫则是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小说叙述本身并使之凝聚在“怎样用语言来体现”，即对材料的文学加工这一层。勃留索夫在这里表现出他是一位出色的言语装饰大师。在他的叙事艺术中，那种“刻意于用风格来思维”的诗学意识被凸现出来。这种诗学意识，显然是那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尤其是象征派的美学追求的产物，同时也是勃留索夫早年在短篇小说中就表现出来的那种“面具化”、“风格模拟”的诗学取向的坚持与发展。勃留索夫善于从对历史文化的回溯、追忆、联想、含射之中创造一种“语言考古化”的装饰。这当然与他本人历史文化知识渊博有关。正是由于他具有这种于历史文化之中作幻想性漫游的本领，使他在当年荣获“俄罗斯最有文化修养的作家”的美誉。虽然，今天我们已明显看出，问题不在于历史文化修养这个事实本身，而在于对“文学性”的自觉自为，在于对文学创作乃是语言艺术这一品性的认识，对文学作品的形式乃是由一系列假定性诗学手段而构成的认识，在于从别的文化中“引经据典”这一象征主义诗学原则本身，在于“审美化”这一象征主义美学目标本身。

勃留索夫的长篇历史小说与勃留索夫的幻想并不对立。长期以来，苏联学者不厌其烦地强调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创作中的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精神，并认为这是他走向现实主义的基本依据。其实，这两种“主义”，对于象征主义文学家都是牵强附会的。的确，勃留索夫的历史小说对历史文化场景与事件的描绘十分准确。《燃烧的天使》对十六世纪德国历史的出色展现，曾引起德国人怀疑这个长篇历史小说的作者只能是德国文学家。但这样的描写，在勃留索夫看来并不是创作的目标。他对历史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准确描写都是为其象征主义的美学任务服务的：他是要用小说叙述所再现的历史时代的风格来思维。模拟历史风格本身，成为创作这些小说的目的。与此同时，这种对历史文化的描写又总含纳着对当代生活的回声。这样，就构成了小说的象征意境：虽写历史时代，但这时代本身并不是描写目标；对这个时代风格的模拟由诗学手段变成美学目标；同时在这种对历史的再现中又嵌入对当代的投射。这种对当代的象征性投射，作者不仅凭借中心问题的提出(即历史上的文化形态交替)而达到其本身的象征性(类似、比兴)，而且借助于另一诗学手段；极力在某些历史人物身上再现或影射当代人物的心理模型、情感模型、意识模型，由此使象征意蕴增生。这就是说，勃留索夫的“科学主义”，并不是那种决定着他的文学创作的诗学原则。想象、幻想、联想，甚至于奇想、梦魇、幻觉这些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机能，在文学家勃留索夫身上毕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器质，所谓“科学主义”不过是一种面具。勃留索夫本人对幻想的机制，甚至有过专门的阐释。作家于1912—1913年间写成一篇论文《幻想的极限》，但未曾发表。他在这篇论文中表达了他的历史小说的观点——他心目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乃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作幻想性漫游”的一种方式。他写道：就本质而言，所有的长篇历史小说都带有幻想的成分，把情节转置于久远的时代中，长篇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幻想的环境，一种无论如何也不像我们现实生活那样的场景。(2)

勃留索夫小说的情节冲突在类型上是单一的，中心主人公经常被重复。这个主人公总是位于中介状态——在那些彼此取代的文化历史时代之间的中介。而过去与未来，在勃留索夫的艺术世界中也只不过是一种“面具”。这种面具所包裹着的乃是作家一向执着思考的一个主题：彼此取代的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相互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作家总是在这些封闭的文化形态的“单子”所形成的长链上，发现这种交替与变更的不可避免性。对两个时代的交接状态的顽强的研究、执着的兴趣，是那些生活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绝大多数俄国文学家所共通的思维取向。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在文化转型、历史转折、社会变更这个时代的文学家，总是首先被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所吸引。一些作家直接从社会历史政治层面来思考这种状态的成因与前景；一些作家则间接地从文化历史哲学层面来观照这种状态的机制与命运。象征主义文学家一向着眼于世界各种存在状态之间相关相应的普遍联系，因而他们总是倾心于在这“非常时代”状态与那永恒存在之间的关系中、在此时此刻的“非常状态”中寻找那与永恒存在相关，或者从“此在”中看出它对“彼在”的包蕴。在俄国象征派的小创作中，这种兴趣更加突出。并且在他们接受索洛维耶夫的“整个世界历史终结”的学说之后，这种兴趣更加强烈。虽然勃留索夫不像“年轻一代”象征派诗人们那样，把索洛维耶夫的学说看成是指路明灯而奉若神明，但是，勃留索夫的历史文化时代交嬗的学说之形成，还是考虑到索洛维耶夫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勃留索夫与梅列日柯夫斯基同样不可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