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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打定主意要为海伦弄到一张西班牙签证。领事馆外面的人群，可真是吓人。我知道警察说不定早已在搜寻那辆汽车，可是我非得冒一次风险不可。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格奥尔格的护照，倒是早已有了签证了。

“我把汽车慢慢地开过去。人们看见那德国汽车牌照，这才开始移动起来。他们为我们让出了一条路。有几个难民逃跑了。我们穿过一条憎恨的大道，向大门驶去。有个宪兵敬了个礼。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已经好久没有碰到过了。我随随便便地还了个礼，往里走去。那宪兵站到了一边，给我让路。我痛苦地思忖，要受到尊敬，你就该做一个杀人凶手。

“我的护照一拿给他们看，海伦的签证马上就弄到了。那个副领事望着我的脸。他看不见我的手。我已经把那双从汽车里找到的手套戴上了。‘战争的纪念品，’我说，‘是肉搏战呢。’他同情地点点头。‘我们也有过自己的战斗年月咧。希特勒万岁！一个伟大的人物，跟我们的领袖一样。’

“我走了出来。汽车四周已经腾出一片空地。车的后排位子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受惊的孩子。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用双手捂着嘴，从他脸上我只能看到一双眼睛。‘我们应当把他带着一起走。’海伦说。

“‘为什么？’

“‘他的证件过两天就要到期了。要是他们把他抓住的话，他肯定会被送回德国去的。’

“我觉得自己的衬衫里面和背上尽是汗水。海伦瞪着我看。她十分镇静。

“‘我们已经死里逃生，’她用英语跟我说，‘我们有责任也救人家一命。’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证件。’我对那孩子说。

“他一言不发，把一张居留许可递了过来。我接过之后，就走回领事馆去。走回去可真是十分困难了，那汽车仿佛有一百只扬声器在大声喊出它的秘密。我若无其事地告诉那位秘书，说我刚才忘了，还需要一张签证——受责任的驱使，需要一张过境后的身份证明。他看到证件，便迟疑起来。随后，他露出一副同谋的神气，微微一笑，就把签证交给我了。

“我走进汽车。人群甚至比刚才更加怀有敌意了。他们大概以为我正在把这个孩子带到集中营去呢。

“我离开城市，满心希望我的运气一直能很好。驾驶盘抓在我手里，我觉得火烧火燎地发烫。我原来也想到这辆汽车我们也许随时得把它抛掉，可是那会儿我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在这样的天气，要海伦穿过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是不可能的。她身体太弱，一旦没有了汽车，那么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这种奇异的保护便不起作用了。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法国的许可。而这种证件，步行的时候要比乘坐一辆豪华的汽车更为需要。

“我们往前驶去。那一天也真奇怪。现实仿佛已经没进了深渊之中。我们在低垂的云层下面，顺着一条又高又窄的山脊奔驰，如同坐在一辆缆车里。我所能想起的，跟这个最为相似的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水墨画，绘着一些旅行者在峰峦、浮云和瀑布中间单调地移动。那个孩子蜷缩在后排座位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他在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只是不信任每一个人，不信任每一件事。当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卫道者猛击他祖父脑壳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那年，他父亲被绞死了。九岁那年，他母亲给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他设法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凭他自己的机智越过了边境。他要是给逮住，那准会被送回集中营绞死。现在，他准备设法去里斯本，那里有他一个当钟表匠的舅舅，这是他母亲被处毒气刑的前一夜，替他祝福，还给他最后几句嘱咐的时候告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