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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天工夫，我贩卖厨房用具、擦菜板、刀、剥皮器等，都是些小东西，用不着装在引人怀疑的手提箱里。有两次，我回来得比平常早些，发现海伦出去了。我等着，越等越担心。可是看门人向我保证，没有人来找过她，她是几小时前出去的，而且她常常不在家。

“她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她满脸的敌意，也不看我一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不问她要比问她来得更奇怪。‘海伦，你上哪儿去来着？’我最后问道。

“‘出去散散步。’

“‘在这样的天气里？’

“‘是的，在这样的天气里。别想看住我！’

“‘我没有要看住你啊，’我说，‘我只是担心警察把你抓去罢了。’

“她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很刺耳。‘警察永远不会把我抓去的。’

“‘但愿我能这样相信就好啦。’

“她气呼呼地瞪着我。‘要是你一直这样问下去，我又要往外走了。我受不了一天到晚被人监视着，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外面的房子不会来监视我。它们对我没有兴趣。路上的人对我也没兴趣。他们不来问我，他们也不来监视我。’

“我看出来她这是什么意思。外面，谁也不知道她的疾病。外面，她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女人。而她就是要继续做一个女人。她要活着，做一个病人就意味着慢性的死亡。

“夜里，她在睡梦中哭叫起来。一到早晨，她就什么都忘记了。她觉得受不了的是黑暗。它仿佛一个有毒的蜘蛛网，编织在她那受惊的心上。我看出她需要越来越多的镇静剂。我去跟卢因森说了，这人原来是一位医生，此刻却在贩卖星座算命图。他告诉我，服用别的药物已经来不及了。这样的话，杜布瓦也跟我说过。

“从这以后，她常常回家很晚。她生怕我会盘问她。其实我没有问。有一回，我一个人在家，一束玫瑰花送来了。我出去了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那束玫瑰花却已经不见了。她开始喝酒。朋友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我，他们看见她在酒吧里——还不是她单独一个人。我始终抱着最后的希望——美国领事馆。这会儿，我被准许在门厅里等候了。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而结果还是一点也没有。

“随后，我就被捕了。我离领事馆只有二十步远，警察突然设起一道警戒线。我试着穿过去，这便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一进领事馆，你就安全了。看见拉赫曼消失在门厅里，我便挣扎着试图跟上他，可是一个宪兵却伸出一条腿，把我给绊倒了。‘把那个人牢牢抓住，’一个穿便服的、笑眯眯的年轻人说，‘他太慌张了。’我们的证件受到了检查。有六个人被扣留。警察撤走的时候，把我们交给一伙穿便服的手里。我们被装进一辆密闭的卡车，开往郊区的一幢房子。那是一幢孤零零的房子，四周围着一个很大的花园。这听起来好像是一部经典低成本电影的场景，”施瓦茨说，“可是，最近这几年难道不就是一部无聊乏味、残忍嗜杀的电影吗？”

“是盖世太保？”我问。

施瓦茨点点头。“今天看起来，他们早先没有向我下手，倒是一个奇迹。我知道格奥尔格是不会停止寻找我们的。那个笑眯眯的年轻人，一看见我的证件，马上就提到格奥尔格。倒霉的是，我随身还带着海伦的护照。我原以为到领事馆会需要它。‘我们终于把我们的小鱼捉到了，’那个年轻人说，‘那个女的，要不了多久也会来的。’他微微笑着，往我脸上打了一拳。他手上好像个个指头都戴着戒指。‘你同意我的话吗，施瓦茨？’

“我抹掉了嘴唇上的血。屋子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也穿着便服。

“‘再说，要不要放聪明一些，’那个年轻人说，‘把地址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