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讲 说理的伦理层面（第3/5页）

在雅典，公民争取其他公民的尊敬和赞同，离不开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使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这才成为许多人学习的公共需求。说话还关系到话语规则。历史学家波纳（R. J. Bonner）在《雅典民主面面观》（Aspects of Athenian Democracy）中指出，在雅典，对于公共场合的说话行为是有规范的，“大家要是认为谁的行为不荣誉，他就会失去说话的资格……他并不会因为说话不当而被起诉，但如果失去资格后继续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就可以起诉他”。学习说话的修辞技巧不仅仅是要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还要遵守话语的公共规则。学习说话是一种相对高等的教育，它使人们变得有能力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却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就是质朴，文就是文饰，史就是虚浮不实。孔子是说，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一份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

人们对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修辞造成情绪的激动，诉诸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被打动而被说服，这种赞同往往与接受真实信息，并认真思考有所不同。这也是柏拉图讨厌修辞的原因，他和苏格拉底称善辩的智者是强词夺理、制造假象的魔术师，他们自己要运用的是论辩术（dialectic），要把论辩纳入真正符合逻辑思维的轨道。对于修辞形成“公共看法”（公共舆论）的作用，柏拉图不以为然，他既不喜欢“看法”（因为“看法”不是“事实”，也不是“智慧”），也不喜欢“公共”（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美德和知识的哲人王统治），柏拉图认为，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斐德罗篇》中批评修辞将人引上以言代行的歧途。有论者对柏拉图的观点作了这样的现代解释，“没有见解、没有智慧、一心专研修辞的人，很容易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宣传人士’”。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建议，如果修辞学没有高尚的道德目标，又没有真实的知识，那就根本不该使用修辞。他区分了三种“爱”的说辞：中性的、邪恶的和高尚的。邪恶的爱的说辞充满了虚情假意和装腔作势，是用于欺骗、迷惑对方的。只有高尚的爱才是真心要帮助对方，实现德性的理想。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比柏拉图来得现实，但他仍然非常强调修辞伦理的一面。他说，修辞术与论辩术不同，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式的功能”，修辞术使人知道如何为一件事的正反两面辩护，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从两方面去说服人”，“因为我们不应当劝人做坏事”。不劝人做坏事，这便是修辞术和说服行为的伦理底线。

亚里士多德非常关注说话者的信誉和可信度，他讨论了如何获得“可信度”的问题。在他那里，可信度是与正直、诚实、善良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可信度决定了说服别人的正当目的。说话的技巧并不能保证正当的目的，一个有口才的说话者，他可以运用修辞技巧达到好的目的，也可以达到坏的目的，他还可以嘴上说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其实心里是为了达到另一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