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第5/6页）

根据这样的说法，也许可以理解为，第一，新闻发言人的素质条件是“干练”，具体来说便是“反应能力”加“口才”；第二，新闻发言的目的是“控制局势”，必须在局势失控前先争取到主动。这样看待新闻发言人，是对新闻的错误理解，更是对发言人职业的错误身份定位，因为它把发言人当成了为某一方利益服务的辩护律师，而不是理应向公众提供事实真相和公共信息的人民公仆。如果说发言人的工作任务是控制局面，那么他为谁控制局面呢？是为那些在事故中不幸失去生命、受伤的旅客和他们的家属，还是为别的什么人？法庭上的律师只要反应能力够快、口才够好，凭这些本事，他只要能打赢官司，就算是一个好律师。但是，一个新闻发言人，就算他用自己的反应能力和口才，成功地欺骗了公众，使他们对假象信以为真，并高高兴兴地接受他的解释，我们能因此说他是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吗？这里就涉及说理的“人道关怀”问题，那就是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和话语内容的真实。

学校“非道义说理”教学是一个错误

铁道部的那位发言人是经过专业训练培养的，他是中国首批接受发言人专业训练的人员之一，根据媒体统计，中国首批75名部委新闻发言人只有8人仍为新闻发言人，占总数的10.7%，而九成的新闻发言人都离开了现有岗位。而且这75人中竟然有19人从来没有以“新闻发言人”身份发布过新闻。这些发言人的身份首先是被分配到某个工作岗位上去执行组织任务的“干部”，他们只需对组织，而不是对真实公共信息负责。这样的训练无须在乎说理伦理的人道关怀。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也有类似训练发言人的辩论和说理教学，这种教学同样无视说理伦理的人道关怀。毛翰教授记叙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2009年11月29日晚，他所任教的文学院09级新生辩论赛的最后两场如期举行。季军争夺赛在新闻传播系的两个队之间展开，其辩题有些刺眼，正方论点是“新闻自由有利于社会进步”，反方论点是“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毛翰写道：“看学子们一脸天真无邪，却各执一词，唇枪舌剑，尤其是看反方同学同仇敌忾，大批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大批美式新闻自由的丑恶，我还是‘被’激动了。本来没有安排我点评，但我觉得，我有责任站起来说几句。我问反方同学，是你们真的认为‘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还是抽签时，不幸抽到了这个论题？答曰，抽签抽到的。我说，那我对你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你们抽到如此谬论，还能努力为之辩护，表示钦佩！不过，你们的论辩从头到尾几乎全是诡辩，全是歪理邪说，胡搅蛮缠，且不乏‘文革’时期‘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的腔调。你们生于‘文革’结束后十几年，却与‘四人帮’一脉相传，这让我感到震惊。”

毛翰接着说，“今天这场辩论赛，实际上是在辩论，究竟是‘吃饭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是‘吃屎有利于身体健康’！本来是天理昭彰，毋庸置疑，却还要摆开架势进行论战，这让我感到悲哀。我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吃屎可能有利于身体健康，那就是，吃屎的是狗。”

其实，我觉得也难怪这些学生，他们在学校里的辩论是一种“口技表演”，对“言论自由是否有利于社会”、“民主和专制哪个优越”这样的论题作正反方“辩论”，本来就是有口无心，说说而已，学校的“雄辩”教育也只能如此了。有多少中国人在一生中有机会听到一场真正的公共辩论或亲自参加过辩论？既然作为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辩论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那还怎么能指望学校辩论队能有什么具有实质意义的“辩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