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第4/6页)

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无稽之谈” (nonsense)的分析帮助法兰克福区分说谎和屁话。维特根斯坦有一位叫法尼雅的朋友动了切除扁桃腺的手术,非常痛苦,对他抱怨说,觉得像是条被车子压了的狗一样。维特根斯坦说,你不是狗,怎么知道狗的感觉。法尼雅并没有说谎(因为她的痛苦是真的),但是,她的话并不真实(因为她不可能知道狗的感觉)。法尼雅所作的是一个虽没有说谎,但却并无真实意义的“无稽之谈”(nonsense)。Nonsense的中文翻译也是“扯淡”或“胡扯”,但这个扯淡或胡扯与屁话又有所不同。

扯淡只属于语言的范畴(不具有真实意义),而屁话则不仅属于语言范畴,而且也属于行为范畴(出风头说大话、故作惊人之语)。由于人们常把屁话看成是一种无聊、可笑的行为,他们对屁话也就表现出比对谎言远为宽大的容忍。我那位朋友就觉得“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不必与它顶真计较。人们对说谎会感到愤怒,要辩论出个是非分明。但是,对屁话顶多只是生气和不耐烦,不屑与它辩论,以为只要以蔑视的态度与它保持距离就可以了。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正如法兰克福所分析的那样,屁话的危害可能比谎言更大。

法兰克福对屁话所作的是一般的分析。其实,在中国的语境中,屁话的目的并不只是故作惊人之语。屁话还可能是一种讨好和谄媚的行为,反对“西方的启蒙主义”,无论多么无稽,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但你不能只是觉得滑稽可笑,以一句“屁话”打发了事。你还需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屁话,为什么这不仅是屁话,而且还是比谎言更有害的屁话。

“刀笔者”和“发言人”

南北朝时期西魏的苏绰,字令绰,官至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为宇文泰所信任,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大臣。他所写定、奏行的《六条诏书》,为当时强国富民的政治纲领。其中有《擢贤良条》,对于说理人才(他称之为“刀笔者”)问题,有卓越、简洁、真切的论述:“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栋椽之用也。”显然,他认为:如若有德无才,就像土牛木马,不可以涉道致远;如若有才无德,亦只能当个刀笔之吏,而不能充当国家的栋梁。

在西方,“诉讼律师”的整体职业名声并不太好,因为只要有人请他们打官司,不管有理没理,能干的诉讼律师都能说出一套理来。打赢官司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至于官司是否能够伸张正义则不在他们考量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说,刀笔者或诉讼律师从来就没有做过帮助正义或公正的事情,但是,比起打赢官司的目的和由此可以获得的金钱报酬来说,正义或公正一般不是他们的首要考量。

与刀笔者或诉讼律师相似的还有别的“职业说服者”们,商业、公司或者政府部门的“发言人”便是例子。2011年7月24日,就在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小时之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说了一些让听众难以信服的话,比如“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当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这样的“说服”便是一种虽有辩术,但却无法取信于人的巧言,这位发言人不是不知道自己难以取信于人,但说这种不能取信于人的“理”恰恰正是他的职业工作。

这位发言人在“高铁7·23事故”中“失言”后被调职,有人对此表示惋惜,认为他“非常干练,是一个集反应能力、口才于一身的优秀发言人。只是这次他没有把现场情形预估准确,虽意识到严重性,但没有真正摆脱原先那种四平八稳的问答式新闻发布方式,等局势真正失控了,任何技巧和事先准备都不起作用了。新闻发言人是一项高危职业,随时都要面临意想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