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第2/12页）

公共说理不是吵架，不是如《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所说的，要“刺激”什么人或者要出什么气。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吵架是一种恶性激化人际意见对立的话语行为，而说理的目的则恰恰是要尽量消除人际意见对立，化解分歧。公共说理是要通过交流、说服来达到共识。公共说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良好社会关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条件。中国的公共说理机制还不健全，提高公共话语理性的自觉性应该成为各阶段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项目。

一逻辑、说理和公民素质

由于时评短文篇幅的限制，我只是用初中教科书Sharpen Up!所提到的几种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举了几个例子，其实说理的不同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逻辑谬误还远不止这些。对此我在本书中将有所讨论。

《中国不高兴》显示出来的逻辑和说理问题是相当初等的，这应当提醒我们，中国公民教育在说理能力方面，在开始的层次上就有很大欠缺。《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是中国公共话语理性匮乏的受害者，不是它的始作俑者。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再生这种缺乏理性的公共话语而已。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人们很容易以为，有这样的语言，病因全在于“逻辑”，其实不是这样的。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只是公共说理最表层的部分。当然，由于它处于表层，所以也是最显见的。在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说理（论证和说服）教学中，逻辑都只占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说理还包括另外两个部分：信誉（ethos）和情绪（pathos）。而说理本身则又离不开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说理环境。本书将同时涉及这些在逻辑和逻辑谬误评估之外的其他说理因素和环境条件(包括公民素质和教养、说理群体共同认可的价值权威，以及民主法治)。要了解公共说理，需要同时兼顾说理的所有主要方面。

教师一般会帮助提高学生对论证合理性（包括逻辑）的评估能力（这是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部分），但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讲授”逻辑部分。不是因为逻辑不重要，而是因为说话或写作的基本逻辑是浅显而常识性的，不需要特别深谈，只要点明了就行。基本的逻辑就像基本的语法。乔姆斯基（Norm Chomsky）把语言的能力看成是人的思维的基本能力。例如，一个高小或初中学生就知道主谓宾结构、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副词用来修饰动词等等。这不是什么特殊的知识，只要会正常运用语言的小孩子都不会弄错。基本的逻辑思维也差不多，大人要说服小孩，也得讲道理，讲道理就得有逻辑，否则就“说不通”。大人越讲道理，小孩就越有机会学讲道理。小孩懂道理，并不需要特别的逻辑知识。只要思维正常，肯动动脑筋，理由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一般只要点拨一下就能明白。正是基于人的这种基本能力，一般人只要加以留意，总是可以在不合逻辑的公共语言中看出其中的谬误。逻辑思维因此能够成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具备的公民常识。

书面写作的说理离不开清晰、理性的思维，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在中学阶段，由于学生的思想尚待形成和成熟，文字说理教学一般侧重于基本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要求学生文通字顺、言之有据、条理分明。当然，在基本的说理逻辑之外，还要注意文章结构的逻辑，如主题明确、起承转合、论述有层次、充分考虑并应对反方意见、先有论述再有结论等等。教师在指导和评阅学生作文时，会搁置自己的立场，尽量客观地从学生的立场去评估他们的说理能力，看他们是否能表达清楚、轻重有序、自圆其说、以理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