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二章（第5/10页）

罗马是马志尼的美洲……在他的纲领中，缺少更远大的、更富有生命力的胚胎，它的斗争目标只是意大利的统一和罗马。

“那么民主共和制度呢？”

这是坟墓那边的巨大奖励，因为人们正是在这憧憬下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宣讲者和殉难者也正是对它怀着真诚而热烈的信念……

直至今天，一部分坚定的老人，马志尼久经考验的同志们，依然在朝着这目标前进，他们是不屈不挠、不可收买、不知疲倦的石工，为新意大利奠定基础的人，如果缺少水泥，他们不惜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但是这些人有多少呢？他们之后还有谁呢？

当德国人、波旁王朝和教皇的三重桎梏压在意大利脖子上的时候，圣马志尼教团这些奋不顾身的战斗的教士们，到处赢得了同情。王公贵族和大学生，珠宝商人和医生，演员和教士，画家和律师，市民中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工人、官员和士兵中一切觉醒了的人，都秘密地或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工作。要求共和的人不多，要求独立和统一却是共同的。他们获得了独立，他们厌恶法国式的统一，他们不希望共和。当前的社会秩序基本上适合意大利人的需要，他们正是指望以这样一个“强大而雄伟”的形象跻身在欧洲各国中，他们在维克多·厄马努埃尔身上找到了这“美好而伟大的体现”，因此他们拥护他。28

从欧洲大陆的发展看，在头脑中没有明确的观念，行动上没有可能采取的方针时，代议制确实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是伟大的缓冲装置，它可以磨光棱角，消除冲突双方的锐气，赢得时间。一部分欧洲已通过了这磨盘，另一部分正在通过，我们这些凡人自然也难逃此劫。埃及发生了什么？它也只是骑着骆驼，在鞭子的驱赶下，走进代议制的磨坊而已。29

我不想责备多数派，它准备不足，已精疲力竭，有些气馁，我更不想责备群众，他们长期处在教士的教诲下，我甚至不想指责政府，因为说实话，怎么能指责它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热情、诗意和智谋呢？它来自卡里尼亚诺宫30，是在生锈的哥特式宝剑、扑粉的老式假发和自命不凡的小朝廷的僵化礼节中长大的。

它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恰恰相反，但是它并不因此变得软弱无力。1863年，我曾为那不勒斯对政府的普遍不满感到奇怪。1867年，我看到威尼斯刚解放三个月，便对政府无法容忍，已一点不觉得奇怪。但同时，我更清楚地看到，它根本不用怕什么，只要它自己干的事不致太荒谬，太令人不满，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在它是轻而易举的。

我有个现成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两方面的情况，我在这里把它讲几句。

政府有时喜欢运用各种语义含糊的俏皮话愚弄人民，如路易-菲力普的“和平的俘虏”，路易·拿破仑的“帝国就是和平”之类。里卡索利也不甘落后，他把保障教会大部分财产权的法案，称之为“自由国家内教会的自由权（或自主权）”31。自由派中的一切未成年人，一切只看标题的人，都欢欣鼓舞。政府掩饰着笑容，庆贺自己的胜利。这法案显然对教士有利；于是比利时的一个“税吏和罪人”来了32，耶稣会的长老们则躲在他的背后。他带来了大量黄金，那金光闪闪的颜色在意大利已好久没看到了，他提议付给政府巨额现款，政府则必须保障教士对他们在忏悔仪式中骗取到的，从临死的和一切灵魂堕落的罪人中搜刮到的田地房产的合法所有权。

政府看到的只是金钱，傻瓜们却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在自由国家内教会的美国式自由权。现在用美国的砝码来衡量欧洲的一切设施，已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佩尔西尼公爵33便在第二帝国和当今的第一共和国之间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