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二章（第4/10页）
不妨想想拜占庭；在我们的斯拉夫主义者还没把绘圣像的新编年史送到世上，得到政府的推广以前，拜占庭可以向我们说明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
拜占庭能够生存，但是不能有什么作为；可是一般说来，只有当民族活跃在舞台上，也就是当它们有所作为的时候，它们才能在历史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记得我已讲过，当我向托马斯·卡莱尔24谈到巴黎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时他给我的回答。
“您为什么要对它这么生气呢？”他向我指出，“拿破仑迫使法国人闭上嘴巴，这是他对他们的极大恩惠，因为他们本来没什么要讲，可是又不得不讲……现在拿破仑给了他们一个表面的理由……”
我不想说，我是否完全同意卡莱尔的话，但是我问自己：到了占领罗马以后，意大利有什么要讲和要做的吗？有时我找不到答案，我只得希望，还是让罗马永远作他们鼓舞人心的目标吧。
在取得罗马以前，一切都很好，大家精神振奋，充满力量，只是缺少一些钱……在罗马面前，意大利可以忍受一切——捐税，皮埃蒙特的本位主义，掠夺成性的政府机构争争吵吵、令人厌恶的大批官僚；在等待罗马解放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为了取得它，人们可以克制自己，也必须和衷共济。罗马是分界线，是旗帜，它始终闪现在眼前，不让人安心睡觉，安心做买卖，它使人心神不定。到了罗马，一切便变了，一切都结束了……在那里似乎已万事大吉，取得了桂冠；其实根本不对，那里还只是开端。
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从来不明白（这是很好的）独立本身什么也不能给予，除了成年权，除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除了自由行动的公民权获得承认以外，没有其他。
从皮卡托利尼和奎里纳尔山顶25上宣布的法令将是什么？从罗马广场上，从那个阳台26（历来教皇向“世界和城市”祝福的地方）上，将向世界宣告的又是什么？
简单地宣布“独立”，这是不够的。但是我总觉得，到了加里波第丢下自己不再需要的剑，给意大利披上成年服的一天，他所能做的只是站在台伯河边，与自己的导师马志尼当众拥抱，一起宣布：“现在让你们的仆人离开吧！”27
我这是为他们讲的，不是反对他们。
他们的未来是有保证的，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将彪炳史册，永远照耀在从阜姆到墨西拿的整个意大利上空，而且在整个悲惨的欧洲，随着人们在历史上日益变得卑下和渺小，他们的名字将越升越高。
但是意大利不见得会按照伟大的烧炭党人和伟大的战士的纲领发展；他们的教义完成了奇迹，它唤醒了思想，举起了剑，这是惊醒沉睡者的号音，意大利解放自己的旗帜……马志尼的半个理想实现了，但正因为这样，那另一半远远越出了可能的范围。马志尼现在之所以变得软弱，原因便在于他的成功和伟大，正是他的理想的这一半，那成为现实的一半，使他变得贫乏了，这是分娩之后的虚弱。看到陆地以后，哥伦布只要把船驶向那儿，那桀骜不驯的全部精神力量已没有用武之地。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形……反对农奴制度，反对不经任何审判定罪和争取一切公开的斗争，曾赋予我们的每一句话以巨大的力量，可是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