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2/22页）

我不在的孩子们，我把这篇故事献给你们（它一部分也是为你们写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惋惜，因为你们不在这儿，不能与我们一起度过这4月17日。

1．在布鲁克大厦12

4月3日晚上，加里波第到达南安普敦。我打算在人们包围他、带走他、使他困倦以前，先看到他。

我要这么做的原因很多：首先，这只是因为我爱他，与他阔别已快十年了。从1848年起，我便注视着他的伟大事业的每一步发展；在1854年，他对我说来已完全像一个来自高尔奈利·内波斯或普卢塔克著作13中的人物……14从那时起，他又比那些人长高了一半，成了人民的“无冕帝王”，他们的希望和活传奇，他们的圣人——从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到安达卢西亚和苏格兰，从南美洲到北美合众国，各个民族的人民都在望着他。从那时起，他带着不多几个人，战胜了一支军队，解放了一个国家，然后又被赶出了那里，像一个已把人们送到了驿站的马车夫一样。从那时起，他受了骗，挨了打15，但是正如胜利没有使他得到什么，战败也没有使他失去什么，只是使他在人民中的威望增加了一倍。他的本国人给他造成的创伤，用鲜血把他和人民牢牢结合到了一起。英雄的伟绩赢得的是受难者的荆冠。我希望看到，这是不是还是那个善良的水手，那个率领“共和号”从波士顿驶进西印度码头、幻想着建立海上流亡者共和国的水手，那个曾用从美洲带来的尼斯的别列牌酒招待过我的水手。

其次，我想与他谈谈这儿的一些阴谋和荒谬现象，谈谈那些善心人怎样一只手给他建造台座，另一只手却把马志尼绑在耻辱柱上。我要告诉他对斯坦斯菲尔德16的迫害，以及那些头脑不清的自由主义者怎样跟着反动派的鹰犬狺狺狂吠，不明白那些人至少怀着一个目的：借斯坦斯菲尔德的事推翻那个优柔寡断的杂色内阁，用自己的痛风症、破布头和褪色的旧纹章代替它。17

……在南安普敦，我没有找到加里波第。他刚离开这儿，前往怀特岛。街上还留下了庆祝的痕迹：旗子，人群，无数外国人……

我没有在南安普敦停留，立即前往考斯。轮船上，旅馆里，大家都在谈加里波第，谈对他的接待，其中包括一个个小故事：他在萨瑟兰公爵的搀扶下走上甲板，到了考斯，离开轮船时，水手们列队欢送他，加里波第向他们挥手致意，正想往前走，蓦地站住了，走到水手们面前，与每个人握手，而不是给他们几个钱，让他们买酒喝。

晚上九时，我到了考斯，知道布鲁克大厦很远，我定了一辆次日早上的马车便到海边去了。这是1864年第一个温暖的傍晚。海上风平浪静，水波在懒洋洋地嬉戏，滚动，有的地方闪动着时隐时现的磷光；我心旷神怡，呼吸着海水咸咸的蒸汽，它像干草的香味一样叫我喜悦。远处飘来了音乐声，不知在哪个俱乐部或酒吧间里有人跳舞，一切显得明朗，欢乐。

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打开窗户时，英国又让我想起了它原来的面貌：我看到的不再是海湾和天空、陆地和遥远的原野，而是一片深浅不一的灰蒙蒙的景色；雨正从灰色的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似乎带着英国人的顽强精神在向你宣称：“如果你以为我会停止，那么你错了，我不会停止。”七时，我便在这样的心情中前往布鲁克大厦。

英国的仆人头脑迟钝，缺乏礼貌，我不想跟他们多纠缠，写了一张条子给加里波第的秘书格尔卓尼18。格尔卓尼把我带进自己屋里，便去向加里波第通报。接着我听到了手杖打在地板上的笃笃声和说话声：“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跑进走廊。加里波第站在我面前，开朗、亲切地直视着我的眼睛，然后伸出双手，说道：“看到您太高兴了，您依旧精力饱满，身体健康，还在工作！”他拥抱了我，“您喜欢上哪儿？这是格尔卓尼的房间，您要上我屋里，还是留在这儿？”他一边问我，一边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