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4/14页）

他的妻子不仅没有跟他一起出走，而且断绝了与他的一切关系，因而得到宽恕，保留了一部分财产。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们将会看到，她怎样教育他们，但首先，她是教育他们忘记自己的父亲。

这时期，沃尔采尔经过奥地利到了巴黎，开始了无限期的流亡生涯，身无分文。但什么也不能使他动摇，他像别尔纳茨基一样过着隐修士节衣缩食的日子，热烈地开展使徒式的宣传活动，这工作他一直干了二十五年，直到他在阴暗的猎人街上一幢简陋的公寓中潮湿的底层房间里停止呼吸为止。

改组领导波兰革命运动的政党，加强宣传工作，团结一切流亡者，准备新的起义，为此而从早到晚奔走鼓吹，为此而生活，这便是沃尔采尔一生的主题，他从未离开它一步，一切都从属于它。为了这个目标，他结识了法国的一切革命活动家，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20到赖德律-洛兰；也为了这个目的，他成了共济会员，与马志尼的拥护者，后来又与马志尼本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沃尔采尔坚定地、公开地举起了波兰的革命旗帜，与恰尔托雷斯基21一派对抗。他相信，起义是葬送在贵族手中的，把古老的地主阶级看作波兰解放事业的敌人，要建立纯粹的民主主义新波兰。

沃尔采尔是正确的。

波兰的大贵族真诚地忠于自己的事业，但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始终是旧的波兰，不是新的波兰，他们的理想便是恢复旧的波兰，它建立在回忆上，也同样建立在主观愿望上。单单以天主教为立国之本这一点，就足以使波兰停留在落后状态，加上骑士的盔甲，它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沃尔采尔与马志尼合作，是为了把波兰的事业与全欧洲的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很清楚，他必须在波兰的小地主、城市居民和工人中寻找基础。起义只能从这些阶级中发动。贵族可以参加运动，农民可以吸收，但领导权永远不能掌握在他们手中。

也许，沃尔采尔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要走的是西欧革命已走过、但走不通的老路，把这条路看成了唯一的拯救之路；但是他一旦选择了这条路，便坚决地走到底。客观情况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在波兰，真正的革命力量，如果不是沃尔采尔经常面向的那些阶层，那些在1831年和60年代之间成长和壮大的阶层，那么它还在哪里？

不论我们对革命和革命的途径在看法上存在什么分歧，但不可否认，革命的一切成果是由社会的中等阶层和城市工人取得的。没有城市爱国力量，马志尼能做什么？加里波第又能做什么？要知道，波兰问题纯粹是爱国主义问题，沃尔采尔本人最关心的也只是民族独立问题，不是社会变革问题。

二月革命前的一年半中，使沉睡的欧洲惊醒的几次震动是：克拉科夫事件22，梅罗斯拉夫斯基案件23，然后是分离主义者联盟的战争24和意大利的“复兴运动”25。奥地利以帝国的大屠杀回答了起义，尼古拉拿不属于他的克拉科夫酬谢了它，但是平静没有恢复。路易-菲力普在二月革命中下台了，波兰人烧毁了他的宝座。沃尔采尔带领波兰民主派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波兰问题。拉马丁用冷淡的外交辞令接见了他。共和国与帝国不同，重视的是和平。

希望的时刻一眨眼便过去了，波兰错过了机会，整个西欧也错过了机会；帕斯克维奇26报告尼古拉，匈牙利已匍匐在他的脚下。

匈牙利陷落之后，已没有什么可等待了。沃尔采尔不得不离开巴黎，迁移到了伦敦。

1852年末，我在伦敦见到他时，他是欧洲委员会27的成员。他敲着所有的门，写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继续工作和希望，劝说和请求，然而除了这一切，他还得吃饭，于是他开始教数学、绘图、甚至法语。他咳嗽，气喘，为了挣两个先令，至多半个克朗，得从伦敦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然而他还得把一部分收入分给自己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