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3/14页）

卡利埃让他钻了空子。别尔纳茨基只当局长的话是真的，马上表示同意，还再三道谢。从此老头儿每个月上警察局一次，坐在前厅恭候一两个小时，领到二十法郎后便把钱送交那位寡妇。

别尔纳茨基早已过了七十岁，但身体保养得很好，喜欢与朋友一起吃饭，晚上要一直坐到两点钟，有时还喝一两杯葡萄酒。一天很迟了，大约已经三点钟，我与他一起回家，路上得经过勒佩勒蒂埃街。歌剧院灯火辉煌，一些戴了丑角面具、穿着宽大衣衫的人裹紧了围巾正在入场，龙骑兵和警察挤满了过道。我以为别尔纳茨基会拒绝，故意逗他：

“机会难得，我们进去瞧瞧，怎么样？”

“太好了，”他答道，“我已有十五年没参加化装舞会了。”

“别尔纳茨基，”我与他一边挤进过道，一边开玩笑道，“您什么时候才老啊？”

“教养良好的人年纪会大，”他笑笑答道，“但永远不会老！”

他终生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最后，作为一个修养良好的人，在安静的气氛中悄悄告别了生活：他早上觉得身体不舒服，晚上便死了。

别尔纳茨基死的时候我已在伦敦。我到达那里不久便开始与一个人接近，他留给了我宝贵的记忆，他的棺木也是由我和别人一起抬进海格特墓园的，这便是沃尔采尔。在那时跟我来往的所有波兰人中，他是我最喜欢的，或许也是与我们的对立情绪最少的。这不是说他喜欢俄国人，但是他对事物总是抱着合情合理的态度，因此全盘否定和狭隘的仇恨心理与他是无缘的。我与他最早谈起建立俄文印刷所的事。听完我的话，这位病人很兴奋，拿起纸和铅笔，开始计算费用，估计需要多少铅字等等。他推测了主要的订户，还介绍我认识了切尔涅茨基16，我们以后合作得很好。

当他拿到第一张校样时，兴奋得喊道：“我的天，我的天！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诞生了……这一张纸，一张沾满油污的纸，勾销了我心头多少不愉快的回忆啊！”17

这以后，他时常把消瘦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说道：“我们应该合作，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干的是同一件事……”

1853年11月29日波兰起义纪念日，沃尔采尔在汉诺威公寓召开了大会，我在会上发了言。我讲完后，沃尔采尔在热烈的掌声中拥抱了我，噙着眼泪与我亲吻。

“沃尔采尔和您刚才在讲台上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个意大利人（纳尼伯爵）临走时对我说，“我觉得，那个瘦弱、高尚、头上已白发苍苍的老人，拥抱着您强壮结实的身体，似乎是波兰和俄国的缩影。”

“我得补充一句，”我说，“沃尔采尔向我伸出手，拥抱了我，这是他以波兰的名义宽恕了俄国。”

确实，我们可以一起前进，但事实不是这样。

沃尔采尔不是一个人……不过我们首先要谈的还是他。

沃尔采尔出生时，他的父亲（立陶宛一个富裕的贵族，与埃斯泰哈泽家和波托茨基家18，也许还有别的大家族，都有亲戚关系）通知了五个庄园的管家，要他们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都来参加斯坦尼斯拉夫小伯爵的洗礼，以便终生记住老爷为这件大喜事给予他们的款待。这是在1800年19。伯爵给了儿子最光辉的多方面的教育。沃尔采尔是数学家，语文学家，熟悉五六国的文学，早年就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同时又是一个富家公子，属于1815至1830年（也就是没落的波兰几个最兴旺的时期之一）波兰社会的最上层。沃尔采尔很早就结了婚，但是直到1831年起义爆发时，才开始“真正的”生活。这时，沃尔采尔抛开了一切，把整个身心投入了政治运动。起义遭到了镇压，华沙陷落了。斯坦尼斯拉夫伯爵与其他人一样丢下家庭和财产逃出了国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