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 1（第3/6页）

还有神父，忏悔师，狱卒……他们与凶恶的丈夫、父亲、弟兄一起守卫着婚姻，但是在他们背后，民间传说在悄悄形成，歌曲在传播，它们随着行吟诗人和流浪歌手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堡垒走进另一个堡垒——那是为不幸的女人吟唱的诗歌。法院在判罪，歌曲在赦免。教会诅咒没有结婚的爱情，歌曲诅咒没有爱情的婚姻。它不是用说理，而是用同情、怜悯和啼泣，保护恋爱中的少年侍从，堕落的妻子，被压迫的女儿。对于人民，歌曲是尘世的祈祷，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摆脱精神苦闷和沉重劳动的另一条出路。

在休息的日子，悲伤的歌声代替了对圣母的祈祷，这些歌曲不是使不幸的女人蒙受耻辱，而是为她们啼哭，让她们站在“忧伤的少女”11面前，祈求她的庇护和宽恕。

抗议从民歌和传说发展为小说和戏剧。在戏剧中它形成了一种力量。冤屈的爱情，不公正的家庭内幕，获得了自己的讲坛，公开的法庭。它们的申诉震动了千万颗心，激起了反抗奴役婚姻和暴力家庭的愤怒的眼泪和呐喊。池座和包厢中的陪审员们一再对这些人作出了无罪的裁决，有罪的只是制度。

同时，在政治变革和世俗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婚姻的两大支柱之一开始动摇了。它一步步丧失了圣礼的性质，也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最后基础，逐渐需要依靠警察。基督教的婚姻只是靠上天权力的神秘干预，才得以证明是合理的。这合乎它自己的逻辑，尽管这逻辑违背理性，它依然是逻辑。警官披着三色围巾，拿着民法，12为人举行婚礼，这比穿法衣的神父在香烟缭绕中，在神像和奇迹的包围中为人举行婚礼，更其荒谬。甚至第一执政拿破仑，这位对爱情和家庭抱着最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的人，也意识到在警察局举行婚礼太不妥当，说服康巴塞雷斯13增加一些必要的道德说教，尤其是对新娘具有教诲意义的句子，也就是告诉她，必须忠于丈夫（关于他没有谈什么），听他的话。

婚姻一旦脱离神秘主义的领域，立刻成了一种手段，一种外加的措施。心有余悸的“蓝胡子”们引进了它，只是这些蓝胡子已剃掉胡子，变成了“蓝下巴”，拉乌尔戴上了法官的假发，穿上了学者的衣衫，成了人民议员和自由主义者，法律的神父。民事婚姻作为政府的经济措施，使国家摆脱了扶养孩子的责任，进一步把人们与私有财产牢固地拴在一起。排除教会的干预之后，婚姻成了把自己的身体终生献给对方的奴役的契约。执法者对信仰和神秘主义呓语并不过问，只要契约得以执行便成，如果不执行，他有办法给予惩罚，强制执行。为什么不能惩罚呢？在英国这个法律传统最发达的国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被帽子上系红绶带的老征兵官用啤酒和杜松子酒灌醉，骗进团队之后，便可以用骇人的刑罚折磨他。那为什么不能用耻辱、剥夺财产和提交法庭审判等办法，惩罚一个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的少女，强迫她承担契约义务，保证终生相爱呢？她作出了过多的许诺，忘记了月季票是不能转让的。

但是“蓝下巴”也碰到了自己的行吟诗人和小说家。在婚姻问题上，针对契约观点，出现了精神病理学和生理学的理论，情欲绝对不容争议和人对它们无法抗拒的理论。

昨天的婚姻奴隶变成了爱情奴隶。对爱情是无可指责的，也没有力量可以与它对抗。

于是一切理性的制约，一切责任观念，一切自我克制思想，都一扫而光。人必须向不可抗拒的、超越于他的力量屈服，这是与理性和理性自由，与自由人性格的形成（一切社会理论正企图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一点）完全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