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3/17页）

“在等待它的时候，我便写作。也许这等待会延续很久——人们的发展变化莫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讲话、呼吁、劝导却是我能办到的，我要全心全意这么做，决不动摇。

“亲爱的马志尼，请原谅我写得这么坦率，这么长，继续保持对我的一点喜爱，不要把我当作一个背弃了您的事业，因而也是背弃了自己的信念的人。

1850年9月13日于尼斯”

马志尼为这信回答了几行友好的话，他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只是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以便统一行动，对大家的不同观点表示忧虑等。

就在马志尼和欧洲委员会想起我的那个秋天，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反欧洲委员会13也想起了我。

一天早晨，我家的女仆露出有些担心的脸色向我通报道，俄国领事在楼下，问我能不能接见他。我本来认为我同俄国政府的关系已经结束，因此对领事的来访不免有些吃惊，猜不出他对我还有什么贵干。

进来的是一个像德国人的官员，属于第二流的角色。

“我有事通知阁下。”

“尽管我毫不知情，”我回答道，“也不知它是什么性质，我几乎相信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请坐下吧。”

领事红了脸，有些不安，然后在沙发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摊开，念道：“宫廷侍从将军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涅谢利罗德伯爵14，皇……”念到这里又站了起来。

幸好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在巴黎我们的大使馆中，秘书向萨佐诺夫宣读沙皇命令他回国的圣旨时，曾肃然起立，当时萨佐诺夫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机械地站了起来，其实秘书这么做是出于职务上的需要，因为臣子在讲到皇上时必须肃立，把头微微俯下。这样，随着领事的起立，我故意靠在沙发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而且但愿他能看到，一边向他点点头，说道：

“往下念吧，我在听呢。”

“皇上命令，”他继续念，重又坐下，“某某人应立即回国，并向该人宣布，不论其提出何种不能立即动身之理由，一概不准延期。”念完后他便不再作声。

我也一言不发。

“我该怎么回复上面？”他问，一边折好了纸。

“我不打算回国。”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回国。”

“您考虑过没有，这一步……”

“考虑过了。”

“那怎么这样……请问我怎么复函？根据什么理由？……”

“不是不准提出任何理由吗？”

“我是说我该怎么复函，要知道，这是违抗圣旨！”

“那您就这么回复吧。”

“这是不可能的，我永远不敢这么写，”于是他的脸更红了，“说实话，您还是改变主意的好，趁现在这事还没闹到外边去。”（领事先生大概以为第三厅是与外界隔绝的。）

不论我的博爱精神怎么强烈，我还不能为了减轻驻尼斯领事回复上司的困难，甘愿坐进列昂季老爹15的彼得保罗隐修室，或者奔赴涅尔琴斯克，何况那时叶夫帕托里亚的败绩和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肺炎16还没有一点影子呢。

“难道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一秒钟也没怀疑过我会回国吗？您不妨忘掉领事的身份，替我想想。我的领地已收归国家管制，我母亲的存款已被扣留，在做这一切时从没问过我一声，我想不想回国。在这以后我还回国，这不是发疯了吗？”

他不知说什么好，脸仍红红的，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聪明的、主要是新的主意。

“我无法想象……”他说，“我理解您的困难处境，但另一方面，皇上是慈悲为怀的！”我望了他一眼，他的脸又涨得通红了。“再说，您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呢？您不妨给我写一封信，说您病得很重，我可以把它转呈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