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2/17页)

没有在任何时候参加任何秘密组织,但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把力量用在个人奋斗上更好。我不参加是因为我还没遇到一个组织符合我的要求,我可以在那里发挥我的力量。如果我遇到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团体,我会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去。

委员会的另一个错误或另一个不幸,在于它缺乏统一性。把形形色色的要求汇集到一个中心,只有在可以发挥集体力量的真正的统一下才能办到。如果参加委员会的每个人只代表自己这个唯一的民族,这还妨碍不大,因为他们对一个主要敌人——神圣同盟的仇恨是统一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观点只在两个否定的原则(否定君主政体和社会主义)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并不一致,那么为了统一,让步是必要的,但这种让步势必损害每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单方面利益,为了大合奏只触动某几根弦,结果这几根弦发出的声音特别响,这支混合乐队奏出的和声也变得不和谐、不协调、不平稳了。

看过奥尔西尼带来的文件后,我给马志尼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马志尼!我真诚地尊重您,因此不怕向您坦率地陈述我的意见。不论如何,请您耐心地、宽容地看完我的信。

“您可以算得是当代主要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您的名字是一直得到同情和尊敬的。可以不同意您的观点,您的行动方式,但是不能不尊重您。您的过去,1848年和1849年的罗马,使您不得不高傲地度着伟大的鳏居生活,等待着革命形势把预言革命必将到来的战士召回它的行列。正因为这样,我感到痛心,看到您的名字与一些毫无作为、只能败坏整个事业的人的名字,与那些给我们造成过灾难、也只能造成灾难的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这可能成为怎样一个组织?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无论是您还是历史,都不需要这些人,对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宽恕他们的罪行。您指望用您的名字掩护他们,您指望他们分享您的影响,您的过去,可是他们能给予您的只是他们的不得人心,他们的过去。

“在那些宣言中,在《流亡者》9中,有什么新的东西?在那里能看到2月24日10以后的严峻教训吗?这只是从前的自由主义的继续,不是新的自由的开始——这是尾声,不是前言。为什么在伦敦不可能有您所希望的组织?因为它不能建立在不明确的目标上,只能以深刻的共同的思想为基础,可是这基础在哪里呢?

“你们的宣言是你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是完全真诚的,然而谁能在一份以上帝的旨意为名义发表的宣言后面,读到阿尔诺德·卢格的名字而不哑然失笑呢?11卢格从1838年起一直在宣传哲学的无神论,就他而言(如果他的思维还合乎逻辑的话),上帝的旨意应该便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源头。这个让步是外交手腕,政治策略,我们的敌人的办法。何况这一切并非必要。宣言的神学部分纯粹是多余的,它无助于阐明观点和获得群众的支持。人民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和教会。自然神论是理性主义者的宗教,这是代议制在信仰上的应用,包含在无神论形体中的有神论。

“就我而言,我宣传与不彻底的革命者的彻底决裂,离他们两百步还能嗅到反动的气息。他们的肩上背着千百个错误的包袱,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辩护,最好的证明便是他们仍在重复这些错误。

“《新世界》12上的文章同样空洞得可怕,那全是索然无味的炒冷饭,既幼稚又枯燥,简直叫人难以下咽。

“请不要以为,我这么讲是为了逃避工作。不,我不会无所事事,我的血管里有着太多的血,性格中有着太多的活力,我不可能扮演袖手旁观的角色。从十三岁起我就在为一个思想奋斗,站在一面旗帜下——反对一切专制政权,反对一切奴役,维护人的无条件的独立。我希望继续从事我小小的游击战——做一个真正的哥萨克……像德国人说的,自己做事自己负责;在革命的大军没有真正形成以前,暂时不做它的正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