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3/12页）

他讲完后，除了他的两三个追随者鼓掌欢迎外，大多数人保持着沉默。霍耶茨基清醒地意识到密茨凯维奇犯了一个错误，想尽快消除演说的影响，拿了酒瓶走到我跟前，斟了一杯酒，小声说道：

“您来发言好吗？”

“在这演说之后，我什么也不想讲了。”

“随便讲几句都可以。”

“不论怎样也不讲。”

沉默继续着，有的人垂下视线看菜盘，有的人注视着酒杯，还有的在与旁边的人小声交谈。密茨凯维奇的脸色变了，他想再讲几句，但一声响亮的“让我谈谈”结束了这个尴尬的局面。大家回头看那个起立的人。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七十来岁，满头白发，外表正直端庄，朝气蓬勃；他用哆嗦的手举起了酒杯，那对黑黑的大眼睛，那激动的脸色，都流露出愤怒和不满。这是拉蒙·德·拉·萨格拉15。

“我要为2月24日干杯，”他说，“我赞成主人的提议。是的，为了2月24日，我们要打倒一切专制制度，不论它采取什么名称，是君主制，还是帝国制，是波旁王朝，还是拿破仑皇朝。我不能同意我们的朋友密茨凯维奇的观点，也许作为诗人，他有理由这么看，但我不能让他的话在这样的集会上通行无阻，不提出我的抗议……”他就这么以西班牙人的全部热情，以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全部权利，滔滔不绝地讲着。

他讲完后，二十多只手，包括我的，都举起酒杯伸向了他，要与他碰杯。

密茨凯维奇想挽回这局面，讲了几句解释的话，但没收到什么效果。德·拉·萨格拉毫不让步。大家纷纷离开餐桌，密茨凯维奇也走了。

对一份新的报纸说来，没有比这更坏的预兆了，它勉强维持到了6月13日，它的存在和消失都无人注意。编辑部人心不齐；密茨凯维奇把自己那面拿破仑的旗子收起了一半，它已经威信扫地，但是别人又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子；在他和编委会的压力下，许多人一个月后便退出了编辑部；我没有给它送去过一个字。拿破仑的警察要是聪明一些， 《民族论坛》就不致为了6月13日的几行字被查封16。密茨凯维奇的名字，对拿破仑的崇拜，神秘主义的革命精神，以及企图在波拿巴家族的率领下靠枪杆子实现民主政治的幻想，可以使这家报纸成为总统手中的一张王牌，不清白的事业中的一件清白的工具。

天主教与斯拉夫精神格格不入，对它起了破坏作用：当波希米亚人没有力量抵制天主教的时候，他们便没落了；在波兰人那儿，天主教促进了狂热的神秘主义思想，使他们始终生活在虚无缥缈的世界中。如果他们不是处在耶稣会的直接影响下，他们就会为自己创造神祇，或者拜倒在某种幻象面前，而不是争取解放。弥赛亚救世主义，这是弗隆斯基17的呓语，也是托维扬斯基18的震颤性谵妄症，可是它却把千百个波兰人，其中也包括密茨凯维奇，弄得晕头转向。对拿破仑的崇拜，首先就来自这种疯狂状态。拿破仑什么也没有为他们做过；他不爱波兰，只爱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替他卖命的波兰人，这些人曾为他组成著名的骑兵部队，在索莫塞拉山口冲锋陷阵。1812年，拿破仑对纳博内19说：“我希望在波兰看到的是兵营，不是会场。不论在华沙还是在莫斯科，我同样不允许给鼓动家提供俱乐部。”可是波兰人却当他是上帝的军事使者，把他与毗湿奴20和基督并列。

1848年冬季的一个深夜，我与密茨凯维奇的一位追随者走过旺多姆广场。到了纪念柱21旁边，波兰人便摘下了帽子。我心想：“难道这是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种愚昧的行为，客气地问他，他为什么要脱下帽子？波兰人指指皇帝的铜像。既然它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怎么能指望人们不遭到压制和迫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