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五章 共和国的蜜月（第2/4页）

法国人对这些事件却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五分钟后，我与他展开了争论；他回答得含糊而聪明，尽管他寸步不让，但是态度彬彬有礼。我为共和国与革命辩护。老头儿并不直接攻击它们，然而认为只有传统的国家形式才是巩固的，合乎人心的，可以满足进步的正义要求，并保持必要的稳定。

“您不能想象，”我与他开玩笑道，“您的言外之意给了我一种多么独特的乐趣。十五年来，我谈到君主政体，也像您此刻谈到共和政体一样。只是现在我们互换了角色：我保卫共和政体却成了现状的维护者，您保卫正统的君主政体却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老头儿和英国人都哈哈大笑。又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先生，这是阿尔古伯爵5，他的鼻子已因《喧哗》和菲利蓬6的捉弄而永垂不朽（《喧哗》声称，他的女儿不敢出嫁，是怕把自己的大名写成：“姓某某，娘家姓阿尔古7”）。他参加了谈话，对老头子恭恭敬敬，却用有些惊异、甚至厌恶的目光看我；我发现了这一点，因此把革命口气又提高了四度。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花白头发的老人对我说，“像您这种思想方式的俄国人，我以前也遇到过。你们俄国人不是沙皇彻头彻尾的奴仆，便是（请恕我用这词）虚无主义者。正因为这样，你们离自由的日子还远着呢。”8

我们便这么各抒己见，谈论着政治问题。

船快到马赛时，大家开始忙于整理行李，我走近老人，给了他一张名片，我说，我们在海上的风浪中进行的争论没有留下不愉快的后果，这使我很高兴。老人非常亲切地与我道别，还顺便把共和派调侃了几句，说我终于可以走近一些看他们了，然后也把他的名片给了我。这是诺阿耶公爵9，波旁王室的亲族，亨利五世10的重要顾问之一。

这件事微不足道，我之所以讲它，是为了让我们三个上层阶级的“公爵”们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要是我们的枢密官或高等文官处在诺阿耶的位置，他一定会把我的话看作大逆不道，马上命令船长逮捕我。

1850年，一位俄国大臣11挈带家眷上了轮船，为了避免与凡夫俗子接触，他不肯离开自己的轿式马车。坐在卸下了马的马车中，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何况这是在海上，大人的玉体又比普通人大了一倍。

我们的大官僚目中无人，这根本并非出于贵族气质——贵族阶级早已蜕化变质。这是大公馆中身穿号衣、头上扑粉的仆役的情绪，他们一方面异乎寻常的卑贱，另一方面又异乎寻常的倨傲。贵族是人，而我们的大官僚是皇上的忠实奴才——完全没有个性；他们像保罗颁发的勋章上的题词：“我们无足轻重，一切都是在你的名义下取得的”12。我们的整个教育便归结为这一点：士兵认为只因为他挂着安娜十字勋章，才不应该用棍子打他；驿站长认为只因为他是官员，旅客的巴掌才不应贴近他的面颊；官员受到侮辱，便指指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或弗拉基米尔勋章，表示：“我个人无所谓，我是为了我的职衔！”

在马赛下船后，我遇到一大队国民自卫军正把自由女神像运往市政厅，这是一个满头鬈发、戴弗里基亚帽13的女人。这千百个武装的市民一边走，一边高喊：“共和国万岁！”其中也有穿罩衫的工人，他们是2月24日后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当然我尾随在他们后面。队伍到了市政厅，将军、市长和临时政府特派员狄摩西尼·奥利维耶14出现在门口。奥利维耶不愧名为狄摩西尼，准备当众发表演说。人群包围了他，大家自然拼命向前挤。国民自卫军要群众后退，群众不听，这惹恼了这些武装的市民，他们从肩上取下枪，转过身子，开始用枪托打前排人的脚尖，于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公民被迫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