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1844年的一个插曲（第2/5页）

就这样，堕入情网的四十岁的哲学家，眯起眼睛，开始集中全力，对“爱的魔力”作哲理探讨了：为什么它会使赫拉克勒斯和软弱的少年同样拜倒在欧姆珐勒的脚下8？他开始向自己和别人阐明家庭的道德观念，婚姻的基础。在黑格尔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中论道德一章），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偶然性和“假象”的虚幻世界，尚未从传统观念中获得解放的精神世界，却不是这么容易说服。巴济尔的父亲彼得·科诺内奇是个老吝啬鬼，财主，他自己接连娶了三个女人，每人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但听说他的儿子，而且是长子，想娶一个天主教徒，这女人既贫穷，又是法国人，还来自铁匠桥，他就坚决不予同意。没有父亲的祝福，以怀疑主义作标榜的巴济尔也许还能应付，问题是老头儿不仅把他的祝福与天上的幸福联结在一起，还把它与地上的幸福连在一起，就是说要剥夺儿子的继承权。

老人的阻挠总是对事情起推进作用，巴济尔开始考虑最快的解决办法：一声不吭，自管自结婚，然后迫使老人接受既成事实，或者把婚事瞒着他，一直瞒到他既不能赐福，也不能诅咒，又不能支配遗产的那一天，反正快了。

但是在这里，不可理喻的传统世界也布置了重重埋伏。在莫斯科偷偷结婚是不容易的，费用太大，而且马上会通过助祭、祭司、诵经员、烤圣饼女人、媒婆、掌柜、店员和各种下流女人，传进父亲耳中。最后只得找我们波克罗夫村的约翰神父，怂恿他承办这门亲事，各位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我们谈过他在酒醉中偷了诵经士的“银表和首饰匣”。

约翰神父听说不孝顺的儿子快四十岁了，新娘不是俄国人，父母不在这里，又听说除了我，还有一位大学教授9签字证婚，马上感谢我的照顾，大概以为我要巴济尔结婚是为了让他赚两百卢布酬金。他起劲地对着隔壁房间大喊：“神父太太，神父太太，拿两个鸡蛋给我！”又从柜里取出半瓶酒，瓶口是用纸塞住的，要招待我喝几杯。

一切顺利。

结婚的日子等还没有确定。阿尔曼斯先得到我们波克罗夫村暂住，巴济尔想送她来，然后返回莫斯科，把一切料理停当，这才从父亲的诅咒下跑到醉醺醺的约翰神父那儿接受祝福。

……为了迎接约婚夫妇10，我们准备了夜宵，恭候他们。谁知左等右等，钟打了十二下，还是不见人影……一点了，还是毫无动静。夫人们都睡了，我和格拉诺夫斯基及凯切尔开始吃夜宵。

时钟每一刻钟打一下，

一， 二， 三……

但……他们还是没到。

……最后，听到了铃铛声……愈来愈近；马车从桥上辘辘驶过。我们奔向前室。三匹马拉了一辆车子，飞快地驶进院子停下了。巴济尔下了马车。我走上前去扶阿尔曼斯；谁知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臂，力气那么大，使我差点叫出声音，接着她突然扑到我的脖子上，哈哈大笑道：“赫尔岑先生……”原来这不是别人，而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他老人家本人。

马车里没有别人了。我们惊得面面相觑，唯独别林斯基笑得咳嗽不止，巴济尔却哭丧着脸。我们所以觉得特别惊讶，是因为两天前在莫斯科根本没听说别林斯基要来。

“让我先吃点东西，”别林斯基最后说，“然后把这个奇迹告诉你们；必须救救倒霉的巴济尔，他怕你们超过怕阿尔曼斯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看到一切即将大功告成，巴济尔害怕了，开始反省起来，心里七上八下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根据《主导法典》和黑格尔的著作，对婚姻这不可抗拒的命运，它的不可破坏性，作了反复思考。他关起房门，对自己进行痛苦的分析，无情的解剖。他越想越怕，特别因为退路也困难重重，无论是结婚还是回头，几乎需要同样大的勇气。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别林斯基来敲门了，他从彼得堡一到就上了他的家。巴济尔把他在迎接幸福的道路上感知的一切恐怖，从恋爱跨向结婚时产生的一切厌恶，统统告诉了别林斯基，要求他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