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三章（第4/5页）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这么麻烦！我未能准时到达，但还是在早上赶到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厅。所长在那儿，他对我说：

“您不能走，第三厅有公文来了。”

“什么事？”

“不知道，将军不让发通行证给您。”

“办公室主任应该知道吧？”

“他当然知道。”他向我指指另一间屋子中的一个上校，那人穿着制服，挂着军刀，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不错，”他说，“我们收到了公文，这就是。”他看了一遍，把它递给我。杜贝尔特写道，我完全有权前来彼得堡，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因此你们才不放我走？对不起，我实在觉得好笑，昨天总监大人不准我留下，要赶我走，今天又不准我离开，原因不过是因为公文上说，我要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事情很明显，连这位上校秘书官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我已经在驿车上定了两个座位，为什么要白花钱？您还是吩咐给我开通行证吧。”

“不成，我得请示将军。”

科科什金命令给我发通行证。他走过办公室时还责备我道：

“您这是算什么，一会儿要留下，一会儿要走。要知道公文上说您可以留下呢。”

我一声也没回答他。

晚上，我坐上马车出了城。我重又看到了森林中一望无际的大道，一直通到十字路站。我望望天空，在心中真诚地宣誓，再也不踏进这个城市，这个由蓝色的、绿色的、杂色的警察横行霸道的城市，这个杂乱无章的警察天地，这个奴才扬眉吐气、宪兵志得意满的地方，这儿只有杜贝尔特还差强人意，但他也是第三厅的头子。

谢尔巴托夫勉强给奥尔洛夫回了信。他的秘书不是上校，是一个虔诚派牧师5，他因我那些文章恨我，因为我是“无神论者和黑格尔主义者”。我亲自找他商量。这位教士秘书用甜蜜的嗓音，像做祷告似的向我说，总督对我一无所知，他毫不怀疑我崇高的品德，但理应向警察总监查询一下。他是想拖延时间，而且这位先生是不要贿赂的。俄国官场中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奉公守法的君子；在我们这儿也只有德国人才天真得无法收买，如果是俄国人却不要钱，那么他一定要你别的东西，而且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大坏蛋。幸亏警察总监卢任对我的印象还不坏。

过了十来天，我回家时在门口遇到了一个宪兵。在俄国，警察的光顾就像瓦片落到了脑袋瓜上，因此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他开口。他递给我一封公文，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我，皇上已批准撤销对我的监督。这样，我也获得了领取出国护照的权利。

为我高兴吧！我获得了自由！

获得了远走他乡的自由！

这会不会是梦中的幻景？

不会！明天付了护照费，

我就可以登上驿车，

从一站飞到另一站。

我要走了。在那儿将遇见什么？

我不知道！我有的只是信心！

然而未来仍是茫茫一片，

天知道，它将给我什么！

我惶恐地站在欧洲的大门前，

心头充满了热烈的期望，

还有那模糊的憧憬，

但朋友，我仍在怀疑中

频频摇动愁容满面的头。

…………………………

（《感怀》第二卷）

“……六七辆三驾马车直送我们到黑土站，我们在那儿最后一次碰了杯，然后含着眼泪告别了。

“天已黄昏，马车开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们依依惜别，目送着远去的我们，但决不会想到这是送葬，是永诀。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个人——那个好友中的好友，唯独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为了免得看到我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