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三章（第3/5页）

恰达耶夫谈到这些先生时，他的话确实不错：“他们都是会寻开心的孩子！”

我赶往第三厅，把经过告诉了杜贝尔特。他哈哈大笑。

“他们怎么老是纠缠不清！科科什金向伯爵报告，您没获得批准便到了彼得堡，伯爵吩咐把您送回去，但后来我向他说明了一切。现在您可以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马上发个公文给警察局。不过关于您的事，伯爵认为，替您申请出国，恐怕不会成功。皇上已经拒绝过两次，第二次是根据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请求。如果第三次再遭到拒绝，那么在这个朝代，您就再也别指望上矿泉疗养了。”

“那我怎么办呢？”我担忧地问，因为出国获得自由的思想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您还是先回莫斯科；让伯爵给莫斯科总督私人写封信，说您要求出国为您的夫人治病，问他是否可以从您这几年表现不坏这一点出发，考虑取消对您的监督？问题这么提出，他总会同意的。我们就把您已撤销监督的事报告皇上，于是您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领取出国护照，爱上哪儿便上哪儿了。”

我觉得这一切相当复杂，甚至可能是一个计策，目的是摆脱我。他们无法拒绝我，怕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发脾气，因为我每天上她的家。但我一旦离开就不可能再回这个城市；跟这些先生写信也没用。我把我的疑虑透露了一些给杜贝尔特；他有些不高兴，也就是说，眯缝着眼睛，笑得连嘴巴也合不拢了。

“将军，”我最后说，“我不知道，甚至无法相信，斯特罗戈诺夫的呈文已转给皇上。”

杜贝尔特打了铃，吩咐把我的“案卷”拿来，同时对我殷勤地说：

“伯爵和我向您建议的那条获得护照的途径，我们认为是最可靠的。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也不妨试试。您放心，我们决不会从中阻挠。”

“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说得一点不错。”一个阴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萨赫迪斯基，五年前他也在这个第三厅接见过我，只是现在头发更白，人也更老了。“如果您想走，我劝您还是照他的意见办好。”

我向他道了谢。

“瞧，案卷来了。”杜贝尔特说，从官员手中接过了一大叠公文（要是让我全部看一遍那该多好啊！1850年我在巴黎卡利埃3的办公室中看过我的“档案”，把它们对比一下一定是很有趣的）。他翻了一阵，打开一页给我看，这是收到斯特罗戈诺夫的报告，要求批准我到德国矿泉疗养六个月之后，本肯多夫的签呈。页边写着大大的铅笔字：“尚早”，铅笔字上涂了光釉，下面是钢笔写的一行字：“皇上御批‘尚早’。亚·本肯多夫伯爵”。

“现在您相信了吧？”杜贝尔特问。

“相信了，”我回答，“我也相信您的话，所以明天就回莫斯科。”

“您可以玩几天，警察现在不会打扰您了，您走以前再来一下，我让您看给谢尔巴托夫4的信。再见，祝您一路顺风，如果我们不再碰头的话。”

“一路顺风。”萨赫迪斯基跟着说。

不用说，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的。

回到家中，正好警察所长要找我，大概是第二造船厂区的警察所。他问我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晚上。”

“哦，好像……我以为……将军说是今天呢。当然，总监大人会同意延长一天的，您让我请示一下，好吗？”

“可以，可以，那么您先把通行证给我吧。”

“等我在所里写好后，过两小时送给您。您打算坐谁的车走？”

“坐谢拉平的车，如果有座位的话。”

“很好，万一没有座位，劳驾通知我一声。”

“可以。”

晚上警察又来了，所长要他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