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3/15页）

坟墓堆上了土，神父和教士被请去用膳，我则告辞回家；马车分别驶走了，乞丐挤在修道院大门口，农民三三两两站着，擦脸上的汗。这些农民我全都熟识，我向他们一一告别，道谢，然后坐车走了。

我父亲临终前，我们几乎已全部从那幢小房子迁进他住的大公馆了；在开头忙乱的三天中，我没有留心这儿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安葬回来，心情却有些异样，觉得很不自然。在院子里，在前室中，我遇到的男女仆役都向我要求庇护和关照（原因何在，我马上会说明）；客厅中点着神香，我走进父亲的卧室，他的床已经搬走，门开着，可是这么多年来，不仅仆人，连我走进这扇房门，也得小心谨慎、轻手轻脚呢。一个使女在墙角拾掇一张小桌子。一切都在等待我的安排。新的处境使我感到厌恶，屈辱；这一切，这房屋之所以属于我，只是因为一个人死了，而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粗暴的侵占，包含着某种不正当的性质，仿佛是对死者的掠夺。

遗产本身含有深刻的不道德成分：对失去的亲人理所当然的悲哀被它歪曲了，变成了对他的财物的占领。

幸好我们避免了另一个丑恶的后果——在棺材旁边野蛮地、不顾脸皮地争吵和分赃。全部家产只花了两个来小时便分好了，谁也没有冷言冷语，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分手时大家客客气气，彼此更为尊重。这件事主要应该归功于戈洛赫瓦斯托夫，它值得我在这儿谈几句。

参政官生前与我父亲共同订了一份遗嘱，彼此作祖传领地的继承人，并在最后把它传给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把自己的一部分田庄卖了，这笔钱指定归我们所有。后来他把科斯特罗马省的一小片庄园给了我，这是由于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的坚决要求才这么办的。这庄园现在仍由政府扣押着，但它事先没有问过我，我是否打算回国，因此这是违法的。参政官死后，我父亲出售了他在特维尔省的领地。在我父亲本人的祖传领地能抵偿他所出售的他哥哥的领地时，戈洛赫瓦斯托夫没有作声。后来我父亲想把莫斯科附近的庄园给我，并要我照他指定的数目付一部分钱给我的哥哥，还付一部分钱给其他一些人，这时，戈洛赫瓦斯托夫便提出，这不符合故世者的意愿，因为领地是指定给他的。老人在任何事上都容不得丝毫反对意见，尤其这计划他已考虑很久，因此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他把外甥挖苦了一番，外甥便拒绝过问他的任何事，特别是当他的遗嘱执行人。争执起先十分激烈，以致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

这个打击对老人是沉重的。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真正爱的不多，而戈洛赫瓦斯托夫是其中一个。他是在他眼睛下长大的，全家都宠爱他，我父亲还极其信任他，经常把他当作我学习的榜样；可现在，这位“伊丽莎白姐姐的儿子米佳”5突然反叛了，拒绝服从他的安排，公然发表不同意见，这简直成了第二个“化学家”，在那儿用硝酸熏坏的手指擦着鼻子，向我父亲发出讥刺的目光和冷笑。

父亲虽然很生气，照例不露一点声色，只是避免谈到这位外甥，但显然变得更加忧郁和烦躁，牢骚也更多了，动不动便说，在这个“一切亲族关系分崩离析的可怕时代，尊敬长辈的古风旧习早已荡然无存，与那个太平盛世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这指的应该就是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一切伦理道德的代表的那个时代！

这场争执开始时，我在索科洛沃，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一早，戈洛赫瓦斯托夫就来找我了。这个大书呆子和形式主义者用文雅准确的语句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我听，还说正为这事他才急于见到我，让我知道真相，免得听信别人的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