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2/15页）

“完了。”一边把手像军刀或镰刀那么在被上一挥。我把他的手按在嘴上，手是火烫的。他想说什么，开了个头……但什么也没说，最后道：

“唉，可你知道。”于是转脸瞧着站在床的另一边的格·伊3。

“真难受。”他对他说，把困倦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格·伊是我父亲那时的代理人，他为人非常正直，比任何人更得到我父亲的信任。他俯下身子对病人说道：

“您直到现在所使用的一切方法，都证明是无效的，依我看，您是不是该换一种药呢？”

“换什么药？”病人问。

“您看要不要请神父？”

“啊，”老人说，回头对我道，“我还以为格·伊真的要劝我换一种药呢。”

接着他便睡熟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这应该是昏迷。一夜中，疾病惊人地恶化了，弥留的时刻已到，我在九时派人骑马去请戈洛赫瓦斯托夫。

到了十点半，病人要求穿衣。他脚既站不稳，手也拿不动什么，但立刻发现，扣紧裤子的银扣环少了一颗，吩咐立即把它取来。穿好衣服后，他由我们扶着，走进他的书房。那儿有舒适的大安乐椅和狭小的硬卧榻，他吩咐让他坐在卧榻上。他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不连贯的话，但过了四五分钟，他睁开眼睛，遇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的目光，却问他：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舅父，我正好在这儿附近，”戈洛赫瓦斯托夫答道，“因此拐进屋里看看您的病好些没有。”

老人笑了笑，似乎是说：“你骗不了我，亲爱的朋友。”然后他要他的烟盒，我把它递给他，打开了盒盖，但他不论怎么使劲仍合不拢手指，抓不起一撮烟末。这仿佛使他很吃惊，他向周围瞧了瞧，这时乌云又遮没了他的头脑，他说了几句听不清的话，接着问道：

“喂，那种用管子通过水吸烟的家伙叫什么啊？”

“水烟筒。”戈洛赫瓦斯托夫回答。

“对，对……我的水烟筒。”但没能说完。

这时，神父已带着圣餐恭候在门外，那是戈洛赫瓦斯托夫安排的，他大声问病人，愿不愿接待神父；老人睁开眼睛，点了点头。克柳恰廖夫打开门，神父走进屋子……我的父亲又陷入了昏迷状态，但神父拖长的话音，尤其是神香的气味，惊醒了他，他画了个十字，神父跨上一步，我们退到后面。

仪式结束后，病人看见利文塔尔大夫在认真写药方。

“您在写什么？”他问。

“给您开药方。”

“什么药方，是麝香还是什么？您怎么不害羞，您还不如开些鸦片，好让我死得舒服一些……扶我起床，我想坐在椅上。”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还能说得连贯的最后几句话。

我们抬起垂死的他，让他坐在安乐椅上。

“把我移近桌子。”

我们把他推到桌边。他用无神的目光看看大家。

“这是谁？”他问，指指马·卡4。我讲了姓名。

他想用手支头，但抬不起手，它像没有生命似的掉在桌上；我让他靠在我的手上。他用困倦而痛苦的目光瞧了我两次，好像要我帮他什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安详，平静……他喘了口气，又喘了口气，头便沉重地倒在我的手上，开始冷却……室内死一般的沉静保持了几分钟。

这是1846年5月6日，大约午后三时。

他葬在处女修道院，葬礼是隆重而盛大的。两户由他解放的农民，从波克罗夫村赶来抬棺木；我们跟在后面；火炬，唱诗班，神父，修士大祭司，主教……那震惊心灵的声音：“在天上安息吧”，然后是坟墓，泥土沉甸甸地落在棺材盖上——老人漫长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而生前他把家庭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像大山一样压在周围人的头上，现在他的影响蓦地消失了，他的意志不再被考虑，他本人也没有了，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