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二章（第4/5页）

女伴哭哭啼啼，涨红了脸，跑出了屋子。

“为什么您让她这么放肆？”愤怒的参政官继续说道。“她以为她是在兹韦尼哥罗德的小酒店当掌柜呢，您怎么不觉得她讨厌？”

“别说啦，我的朋友，请别说啦，我的神经都快炸裂了——唉！……你可以上楼待着了。”她转身对侄女说。

“这种巴士底狱应该消灭了。这一切统统没有用，不会见效。”参政官说，拿起了帽子。

临走时，他上楼去了一次；纳塔利娅正为发生的事悲愤异常，坐在安乐椅上，掩住了脸痛哭。老人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一切都会解决的。你要尽量克制，让姐姐不再生你的气；她有病，应该让她几分，要知道，她总还是为了你好；哦，我们不会强迫你出嫁的，这我可以担保。”

“不如进修道院，住寄宿学校，到坦波夫省找我哥哥，上彼得堡，什么都比忍受这种生活好！”她答道。

“噢，算了，算了，尽量安慰安慰姐姐，那个蠢婆娘给我教训了一顿，她不敢对你无礼了。”

参政官走过大厅时，遇到了女伴。他竖起一根手指吓唬她，厉声说道：“记住，不要得意忘形！”她一边哭，一边走进卧室，公爵夫人已躺到床上，四个使女正在给她揉手脚，用醋擦太阳穴，往糖上滴霍夫曼滴剂。

家族会议就这么收场了。

很清楚，年轻姑娘的处境不可能好转。女伴变得谨慎了，但现在怀了私仇，要为自己受到的呵斥和侮辱向她报复，用种种琐碎的、间接的方法陷害她。不言而喻，公爵夫人参与了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共同虐待无力自卫的姑娘。

这一切必须结束。我决定直接出面，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信写得心平气和，真诚坦率。我向他谈了我的爱情，我料到他会怎么答复，因此又说，我根本无意催他，他可以慢慢观察，看看这是不是一时冲动，我只要求他与参政官设身处地为不幸的姑娘想一想，希望他们记住，他们对她的事是与公爵夫人同样有权干预的。

父亲回信说，他不能干涉别人的事，公爵夫人在自己家中做什么，与他无关；他劝我丢掉这些荒唐的想法，它们是“闲散无聊之流放生活所造成”，最好还是准备出国旅行一次。从前我常常要求他让我出国游历，他知道我决心很大，便提出了种种困难，最后总是说：“你不如先让我闭上眼睛，然后随你要到哪里都成。”流放后，我丧失了立即出国的一切希望，知道不易获得批准，何况在被迫离家之后，再坚持自动离家，未免太不近人情。我还记得，当我动身去彼尔姆时，在老人的眼睑上颤抖的泪珠……现在父亲却主动提出要我出国旅行！

我是坦率的，写信时怜惜老人，提出的要求这么低，他却用嘲笑和诡计回答我。我对自己说：“他什么也不愿为我做，他像基佐4一样，宣扬不干涉政策5；好，那我自己干，现在——一切让步再见吧。”我从未考虑过如何安排自己的前途；我相信，也知道，它属于我，属于我们，但把其他细节全都委诸命运；我们只要对爱情保持信念就够了，最大的希望不过是片刻的会见。父亲的信迫使我把未来握在自己手中。等待没有用——先下手为强！我的父亲不是感情脆弱的人，至于公爵夫人——

让她哭她的吧……

何必为她操心！6

这时候，我的哥哥和凯切尔到弗拉基米尔看我。我与凯切尔通宵不眠，回顾往事，谈到了天明；我们含着眼泪笑，笑得流下眼泪。他是我离开莫斯科后见到的第一个自己人。我从他那里听到了我们小组这几年的变化，正在研究的问题，有些什么人参加，离开莫斯科的那些人又在哪里等等。一切谈完之后，我把我的意图告诉了他。他考虑了一会儿应该做什么，怎么办，最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它的荒谬我事后才发觉。原来他希望尽量采取和平办法，找我父亲（他与他几乎还不认识）认真谈一下。我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