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九章（第2/3页）

我坐在所长的位子上，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翻阅，这是加加林公爵家一个仆人的埋葬证和检验书，证明根据一切科学鉴定，该人确系因病死亡。我又拿起另一份，那是警察条例；我匆匆浏览一遍，发现其中有一条这么写：“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我记住了这条条文。

过了个把钟头，我看到我们的管家从窗外走过，他是来给我送枕头、被子和大衣的。他大概在向军士说情，要求让他进屋见我。这是个白发老人，我小时候曾给他的两三个孩子祝福过。军士粗声粗气吆喝着，把他赶走；我家一个车夫站在旁边。我从窗口叫他们。军士慌了，命令他们快走。老头儿向我弯腰鞠躬，流下了眼泪。车夫把马抽了一鞭，摘下帽子，揉揉眼睛，马车便驶走了，我不觉泪如泉涌，心潮澎湃。这是我被囚禁后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眼泪。

到了早晨，办公室开始来人了。起先是一个文书，醉醺醺的，昨夜的酒还没醒，这是个火红头发的痨病鬼，满面粉刺，脸上一副酒色过度的神气。他穿的那件土灰色燕尾服怪模怪样的，脏得起了油光。接着又进来一个穿警士大衣的家伙，举止非常粗野，一进屋就问我：

“怎么，是在戏园子里给抓住的？”

“我是在家中被捕的。”

“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亲自捉的？”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是谁？”

“米勒上校。”

“对，是他。”

“我明白了。”他向红头发的文书眨眨眼睛，后者没有任何反应。老兵痞不再往下讲了，他看见我不是因为喝酒闹事被捕的，便不再发生兴趣，也可能是怕跟一个危险的犯人搭讪。

过不多久，各种办事员陆续到了。这些人神色昏昏沉沉，还没睡醒似的。最后，人们争争吵吵来告状了。

一个妓院老板娘告酒店老板，说他在他店里当众辱骂她，那些话下流极了，她作为一个妇女，简直不便当着老爷们的面讲出口。酒店老板发誓，他从没讲过这一类话。老板娘发誓，他骂了不只一次，而且声音很响，还说他挥手想打她，要不是她躲得快，她的脸准会让他砸烂。掌柜说，首先，她欠了账不还，其次，在他开的店里侮辱他，还扬言要纠集她的相好来跟他拼命。

老鸨子生得高大，邋遢，眼皮浮肿，用刺耳的尖嗓门大叫大闹，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掌柜的话不多，主要靠表情和动作。

贤明的警官不问情由，把两个人都臭骂了一顿。

“狗吃得太饱了就乱嚎！”他说。“你们这些混蛋，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们一放松，你们就乱来。你这老婆子，你瞧，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吵架就要找长官，吵得长官不得安生，这哪成。再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这不是头一回啦，叫我说什么好呢，不想想你干的什么营生。”

酒店老板晃晃脑袋，耸耸肩膀，表示非常满意。警官马上回过头来攻击他：

“你这狗，从柜台里乱嚷什么，想去西伯利亚吗？说话这么下流，还想动手打人——要吃皮鞭不成？”

对于我，这场面相当新鲜有趣，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俄国宗法制法庭审判实况。

老鸨子和警官一直吵到所长进屋为止。所长一到，不分青红皂白，也不问谁是谁非，便大骂一通，声音更加粗野：

“滚出去，统统给我滚蛋；难道这里是澡堂，还是酒店？”

赶走了“混蛋”之后，他教训警官了：

“让这些家伙在这里大吵大闹，成何体统？我跟您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忘记您是警官，哪能由着他们胡闹，弄得乌烟瘴气。您对这些骗子太客气了。这个人是谁？”他看到我，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