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2/13页）

“我认为彼得·基里洛维奇的劝告，值得您郑重考虑。您不肯让他去奥伦堡，那就在这儿入伍吧。我跟您是老朋友了，我不妨对您直说：当文官，念大学，对您这位少爷既一无好处，对社会也不利。不必讳言，他的处境有些尴尬，1只有军职可以一举为他打开仕途的大门，让他走上正常的道路。到他升任连长之前，一切危险思想都会烟消云散。军队的纪律是所大学校，此后的一切全凭他的努力了。您说他有才华，难道只有蠢货才当军官不成！我跟您，还有我们这些人，不全是这么过来的吗？您只有一点可以反对，这就是他要取得军官官衔，必须花更多时间。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帮助您。”

这场谈话跟普罗沃太太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的议论，发生了同样大的作用。我那时已经十三岁2，这堂课经过我在完全孤独的环境中多方面推敲琢磨，日复一日地反复思索，终于产生了它的后果。本来，我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幻想当军官，穿制服，为了父亲希望我当文官，我几乎痛哭流涕，现在，这场谈话之后，我对军队的向往突然冷却，那种对肩章、穗带和彩色镶条的仰慕和眷恋，尽管不是一下子，却终于逐渐淡漠了。当然，对军装的正在熄灭的热情仍复燃过一次。我家有一个亲戚，原本在莫斯科寄宿中学读书，每逢节日常上我家玩儿，后来他进了扬堡枪骑兵团。1825年他来莫斯科，成了枪骑兵士官，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看到他身上粗粗细细的各色带子，看到他的军刀和稍微歪戴、用一根带子系住的四角高筒军帽，心便怦怦跳动。他当时十七岁，身材矮小。第二天早晨，我穿起他的军装，挂上军刀，戴上军帽，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我的天哪，这套短小的蓝制服，配上红镶边，穿在我身上多么漂亮啊！还有帽穗，绒球，子弹带……我日常穿的那种粗呢上装和黄布裤子，相比之下实在太寒酸了！

亲戚的到来，几乎动摇了将军们谈话的作用，但是不久，环境又终于使我弃绝了对军官制服的羡慕心理。

关于“尴尬的处境的思考”，其内在结果和我从两位保姆的议论中所引出的结论，是相当接近的。我觉得我与这个社会更少关系了，虽然当时我对它还一无所知；我还觉得，实质上我的命运只能由我自己掌握。我怀着带一点孩子气的高傲感这么想：我要让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3这批家伙看看，我是怎样一个人。

我父亲的家是一所特殊的修道院，我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多么单调而沉闷，看了上述一切就可了然。我得不到奖励，得不到欢乐，父亲对我几乎始终心怀不满，我只在十岁以前得到过他的宠爱。我没有同伴，教师来后便走了，我一送走他们，就悄悄溜进院子，跟仆人们的孩子玩儿，而这是严格禁止的。其余时间，我就在那些白天紧闭窗户，晚上很少点灯的黑暗的大房间里游荡，什么也不干，或者阅读五花八门的图书。

前室4和女仆房于是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乐园。在那里我无拘无束，赞成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与我的伙伴们一起商量和安排他们的事务；我了解他们的一切秘密，但从未在客厅中泄露过一句话。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说几句。我是根本不回避节外生枝和插话的，因为一切谈话本来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

孩子们大多喜欢与仆人做伴，但父母禁止他们互相接近，特别在俄国。孩子们不听父母的训导，因为客厅中太枯燥，而女仆室却愉快活泼。这件事正如千百件别的事一样，叫父母束手无策。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前室对儿童有害，而“茶室”与“起居室”却不然。在前室，孩子们学会粗鲁的谈吐，沾染不良的习气，这诚然不错，但在客厅中，他们接受的却是污秽的思想和恶劣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