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一章（第4/9页）

十五六年以后，这位村长还活着。他有时也到莫斯科来，但头发已经雪白，而且秃了。他一来，我母亲总要招待他喝茶，与他一起回忆1812年冬季的经历：她怎样怕他，他们怎样彼此不了解，怎样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丧事奔忙。老头子还像当年一样，管我母亲叫尤莉莎·伊万诺夫娜，不叫她路易莎，还讲我当时怎样一点不怕他的大胡子，常要他抱我。

后来我们从雅罗斯拉夫尔省迁至特维尔省，过了一年，又终于搬回了莫斯科。这时，我的伯父22从瑞典回来了，他本来在威斯特伐利亚23任公使，后来不知怎么投奔了贝纳多特24。他与我们住的是一幢房子。

大火的遗迹，我至今仍依稀记得一些，它们一直保留到20年代初期。不少深宅大院成了一片废墟，没有窗框，没有屋顶，墙坍壁倒，围墙中间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些炉灶和烟囱。

莫斯科大火，博罗季诺战役25，别列津纳26，攻占巴黎，这一切便是我的摇篮曲，我的童话，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的母亲和我家的仆人，我的父亲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经常想起这个恐怖的时代，不但记忆犹新，又来得这么近，这么猝不及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战罢归来的将领和军官逐渐汇集莫斯科。我父亲在伊斯梅洛夫团的老同事，现在作为刚刚收场的血战的参与者，满载着荣誉，时常光临我家。他们经过一番搏斗之后，坐下来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了。这确实是彼得堡时期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力量的觉醒带来了新的生活，工作和操劳似乎都被推到了明天，它们那么单调乏味，今天大家只想痛饮胜利的美酒。

这时期除了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讲的以外，我还听到不少战争的故事。米洛拉多维奇伯爵27讲的，我最爱听。他谈话娓娓动人，表情鲜明，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不止一次我是躺在他背后的沙发上，听着他的故事入睡的。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言而喻，我成了狂热的爱国者，立志当一名军人。但是单一的民族主义感情，从来不会不出纰漏，它就使我犯了下述错误。经常出入我家的客人中，有一位坎索纳伯爵，他是法国流亡者，在俄军服役，担任中将。作为极端保皇党分子，他参加过著名的庆典28，这一天法王的走卒践踏了人民的帽徽，而玛丽-安托瓦内特29举杯祝贺革命的覆亡。坎索纳伯爵生得高高瘦瘦的，身材匀称，头发花白，是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老人。在巴黎，爵位等待着他，他已经去祝贺过路易十八30的登基典礼，现在回到俄国来出售领地。不幸得很，我只得承认，这全体俄国将领中最令人尊敬的一位，在我面前谈到了战争。

“这么说，您是跟我们打过仗的？”我天真地问他。

“不，好孩子，不，我是在俄军中服务。”31

“怎么，”我说，“您是法国人，却在我们的军队中干事？这不可能！”

我的父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我没敢再讲。伯爵英勇地挽回了这个僵局，回头对我父亲说，他“很赞赏这种爱国主义感情”。但是我的父亲不赞赏，伯爵走后，他狠狠训斥了我：“你就是这么冒失，乱讲话，这种事你不懂，目前也不可能懂得。伯爵是出于对自己的皇上的忠诚，才为我们的皇上打仗的。”确实，我不理解这一点。

我的父亲曾旅居国外十二年，他的三哥更久。他们企图按照西欧方式建立一种生活，既要所费不多，又足以保持一切俄国式的舒适条件。这种生活没有建立成功，原因可能是他们安排不善，也可能是俄国地主的天性占了上风，压倒了外国的生活习惯。我们是个大家庭，产业没有分开，大批的家仆住在底层，因而具备了混乱的一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