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一章（第3/9页）

我的父亲进屋时，拿破仑从桌上拿起一封已封口的信，一边递给他，一边弯一弯腰说：“我信赖阁下的保证。”信封上写的是：“致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皇帝”17。

我父亲领到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着，这是由特列维茨公爵签署的，下面还有“莫斯科警察总监”莱塞普斯的副署。有些外人得悉通行证的事，纷纷来找我父亲，求他带他们一起走，就算是他的仆役或亲属。负伤的老人，我的母亲和奶娘，坐一辆敞篷马车，其余的人全都步行。几名枪骑兵骑了马护送我们，直到望见俄军后卫部队，才与我们道了平安，转身折回。过不多久，我们这群古怪的旅客，便由哥萨克簇拥着，给送到了后卫部队司令部。这儿的军队是由温岑格罗杰和伊洛瓦伊斯基第四18指挥的。

温岑格罗杰获知信件的事，便对我父亲说，他可以立即派两名龙骑兵送他前往彼得堡觐见皇上。

“不过阁下的家属如何处置？”哥萨克将军伊洛瓦伊斯基问。“留下是不成的，这儿在炮弹的射程内，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情况。”

我的父亲要求，如果可能的话，把我们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他的领地，同时声明，他身边已囊空如洗。

“账以后再算，”伊洛瓦伊斯基说，“请放心，我保证把他们送到。”

我的父亲照当时的方式，以军中特使的身份，被护送出发了。我们则由伊洛瓦伊斯基拨给了一辆破旧的大马车，与法军俘虏一起，由哥萨克护送到附近城关。伊洛瓦伊斯基发给了我们抵达雅罗斯拉夫尔所需要的路费。一般说来，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他已尽了他的力量。

这便是我在俄罗斯的第一次旅行；第二次便不同了，没有法国的枪骑兵，没有乌拉尔的哥萨克，也没有被俘的敌兵，我是一个人，坐在我身旁的只有一名醉醺醺的宪兵。

我的父亲被直接送到阿拉克切耶夫19的官邸，软禁在那里。伯爵向我父亲要信。父亲说，他作过保证，要亲自呈交皇上。伯爵答应请示沙皇，次日书面通知我父亲：皇上派他立即收信转呈。收信后，他写了收据（这收据也还保存着）。我的父亲给拘禁在阿拉克切耶夫官邸大约有一个月；谁也不准见他，只有希什科夫20奉皇上命令，前来查询过莫斯科大火、敌军入城以及与拿破仑会见的详细情形；他是第一个来到彼得堡的这一切的目击者。最后，阿拉克切耶夫向我父亲宣布，皇上命令释放他，不归罪于他，因为他从敌军领取通行证是由于身处绝境的缘故。阿拉克切耶夫又说，他获释后，应立即离开彼得堡，不得会见任何人，只有他的大哥可来与他话别。

我的父亲抵达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小村庄时，已近黑夜。那时我们寄居在农家（因为村中没有主人的住宅），我睡在靠窗的长凳上，窗关不严密，雪花穿过隙缝，盖没了一部分板凳，窗台上也积满了没融化的雪。

一切显得困难重重，尤其是我的母亲。父亲到达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村长带了几个奴仆，急匆匆赶到她住的农舍，用手比画着，要她跟他们去。我母亲那时一句俄语都不懂21，只明白他们是在讲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头脑中闪过了一个思想：他被人杀死了，或者有人要谋害他，然后来杀她。她吓得半死，抱了我，浑身哆嗦着，跟在村长背后。戈洛赫瓦斯托夫住另一个农舍，他们到了那里；老头儿真的死了，倒在桌子旁边；他是想在那儿刮脸时，突然中风，当场结束了生命的。

可以想象我母亲的处境（她当时才十七岁）：住在熏黑的小农舍里，周围尽是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蛮”人，他们穿着光板儿老皮袄，讲着她一句不懂的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间。她唯一的依靠是戈洛赫瓦斯托夫；他死后，她只得日夜啼哭。可这些“野蛮人”却衷心怜悯她，他们怀着最纯朴的感情亲切地对待她，村长还几次派儿子进城，为她采购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圆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