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第2/14页）

他对巴黎的了解少得可怜，不比那个每天由狗领到同一个门檐上乞讨的瞎子知道得更多。他从一个苏一张的小报上，也读到一些社会消息与桃色新闻，但认为纯系杜撰编造，是专供小职员消遣解闷的。他一贯奉公守法，是一个没有鲜明观点的保守派，但对“新事物”还是有强烈憎恨的。凡是报上的政治新闻，他一概跳过不看。不过，话得说回来，那份小报在这方面做报道时，总要为了某一方收买者的需要而歪曲事实。每天傍晚，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与川流不息的车马，那神情就像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异乡旅客。

这一年，卡拉望先生按规定服务三十年的期限满了。一月一日那天，他因此而得了一枚荣誉团勋章。须知，在这种军事化的机关里，那些被缚在绿皮卷宗上的公文奴隶，经过长期悲惨的苦役，也就是“竭诚效力”之后，就会获得此种奖赏，这一出乎他意料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刮目相看，评价更高，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日常习惯。从那以后，他不再穿杂色的裤子和不伦不类的上装，而换上黑色的礼服与裤子，这样才跟勋章宽宽的绶带般配协调，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他每天早晨都要刮脸，仔仔细细地修指甲，隔一天就换一件衬衫。总之，眨眼之间，卡拉望就像换了一个人，衣着整洁，神气十足但又平易谦和，而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出于对国家“勋位团”的尊重，出于一种合情合理的团体精神，要知道，他本人就是这团体中的一员呀！

他在家里，总喜欢把“我的勋章”挂在嘴边。他这种自豪感极度膨胀，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在扣眼上挂任何别的勋章，见了外国勋章更是火冒三丈，他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允许他们在法国佩戴出来。”他特别反感每天傍晚在小火车上遇见的舍奈“大夫”，此人居然也总挂着一种勋章绶带，白不白蓝不蓝、黄不黄绿不绿的，说不上是个什么玩意儿。

从凯旋门到纳伊这一段路，他们两人交谈的话题大同小异。这一天与往常一样，先是谈论本地区的种种弊端，对所有这些，他俩都甚为憎恶，但区长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接着，卡拉望把话题转到疾病方面来。与医生结伴同行，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指望在闲聊中能免费拾些牙慧，得些指点，只要不着痕迹，问得巧妙，说不定等于能得到一次诊断。何况，他近来很替他母亲的健康状况担心。她时常昏厥过去，隔许久才苏醒过来。她年已九旬，偏又不肯求医就诊。

母亲垂垂老矣，卡拉望一说起就要大动感情，他一再对舍奈“大夫”说：“您能经常见到这么高寿的人吗？”说着，就喜滋滋地搓搓双手，这倒不见得是他希望老母亲永远活在世上，而是因为他母亲的长寿，也是他本人将长寿的预兆。

他接着说：“哈哈，我们家的人都长寿，因此，我敢肯定，如果不出意外，我会活得很老。”

老卫生员向身边的这位伙伴投去怜悯的一瞥，再打量打量对方红光满面的脸，肥嘟嘟的脖子，垂在两条肉乎乎大腿上的大肚子，还有那容易中风的圆滚滚的体型，然后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不溜秋的巴拿马草帽，嘿嘿地一笑，回答说：“老兄，不见得吧，令堂身体干瘦干瘦，而您却胖得像个皮球。”卡拉望窘得发慌，便一声不吭了。

这时，小火车到站了。两个同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到对面他俩常去的那家环球咖啡馆去，请卡拉望喝一杯苦艾酒。老板跟他们挺熟，隔着柜台上的酒瓶伸出两根手指，他们握了握，然后走过去，瞧瞧从中午起就一直在那里玩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友。大家彼此热烈地互致问候，又少不了打听打听“有何新闻”。然后，牌迷们继续玩牌。待这两位告辞时，他们头也不抬，只把手伸过来，他俩握了手，就各自回家吃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