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轰炸

迦沃·盖乐

外公去世前几年，本城经历了轰炸。那是最后的重创，开战多年后终于轮到了我们。炸弹不停地落下，落在政府大楼和银行上，落在关押战犯的建筑上，但也炸到了图书馆、公共汽车、跨越在两条河流上的大桥。轰炸带来的是惊讶，尤其是因为它开始的方式竟是如此乏味。先有公开预告，一小时后，空袭警报响起。一切都发生在户外，好像可以这么说吧，就算爆破声透过敞开的窗户传到室内，就算你走到外面，看到小汽车被掀到七十五英尺高的半空，砸向砖石建筑物的正面，你会告诉自己这更像是某种疯狂的建筑工程事故，更像是恶作剧。

炸弹在落下，整座城市都瘫痪了。前三天，城里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大多数人都变得很歇斯底里，想逃走，或是根本没法逃离，炸弹不断地落在两条河周围，走到哪里都逃不掉。留在本城的人都认为，轰炸顶多持续一星期，既不见效又很昂贵，所以敌方肯定会放弃并走掉，城里人除了撑到底，没有别的办法。轰炸进行到第四天，迫于某种不可阻挡的对自由的渴求，哪怕在这种状态下─或许恰恰是因为这种状态─人们又陆续去咖啡馆了，坐在门廊上，甚至听到警报拉响也常常留在家门外喝酒抽烟。很多人觉得户外更安全，他们的解释是：如果你在外面，你就瞬间变成了很小很小、移动着的目标，相比之下，你待在楼房里，可能在干等空军部队失手，他们没有击中预计目标就可能击中你。咖啡馆通宵开放，不开灯，电视机在后屋轻轻嘶响，人们拿着啤酒和冰茶，安安静静地坐望山头的防空高射炮发出一阵阵如瀑布般的、毫无用处的红色光影。

轰炸进行时，外公不看、不谈任何相关话题，甚至不和我妈妈聊，而我妈妈在头三天里变成那种对着电视机喊叫、睡觉也不关电视的人，好像开着电视就能让她和外面的轰鸣声隔离开来，好像我们本城的镜头出现在电视里，她就能或多或少容忍正在发生的事，轰炸似乎就能变得有情可原、瞬间遥远并且不再重要。

我二十二岁，在医学院的军事医学部实习。对我来说，外公坚持他那套规矩就意味着他没有被改变，他继续自己的纪律，保持自己的坚韧和淡泊。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想到那套规矩本身在变化，安逸时期的习惯和人生将尽时的预防性习惯是不同的。他仍是每天出门，好像他的花名册上有很多病人等着他上门就诊，但是，和他终生相识的那些病人中有辞世的，有渐渐染上老年病的，不管他去不去问诊，情况都一样。他的日常锻炼没有中断，但已变成敷衍的例行公事，无外乎是让老身子骨动一动，他会在黯淡的晨曦中面朝起居室的窗户站好，运动裤松松垮垮地吊在他的短袜上面，两手在背后相握，煞有介事地踮起脚尖，再放下，脚后跟着地，有节奏地一上一下，脚后跟顿地板时的重响会回响在整间公寓里。他每天都做这种操，从未间断，哪怕隔壁街区的空袭警铃尖啸不已。

二十年来，我们全家总是一起收看下午四点的电视连续剧《法国小酒馆》。现在，改成了午睡。他坐着睡，脑袋垂下来。双腿笔直地伸在身前，整个身子的平衡点就在木拖鞋的跟上。他的双手交叉拢在肚子上，别的事暂且不说，他的肚子经常低沉地咕咕叫，因为他现在总是对外婆为我们做的饭皱眉头，顿顿都是，不管是奶酪肉饼、匈牙利甜辣椒粉烤鸡还是肉馅辣椒，我记得他以前总是大快朵颐，现在却会轻叹一声，然后默默地挨过整顿饭的时间。我不去看他的时候，他才会叹息，但外婆已经开始给他单独备餐了，因为她不忍心让我们每天两顿陪着他吃水煮蔬菜、水煮肉，那简直像是某种惩罚；但他只吃这个，严格遵守，没有怨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