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4/7页）

又过了两年，1715年的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终于倚着聊斋的南窗，在夕阳的馀晖中溘然长逝。

二

蒲松龄为什么要创作《聊斋志异》？

从文化传统的因素看，自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兴盛之后，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一直延绵不绝，明末清初还有一个小小的高潮，鲁迅说“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聊斋志异》之所以选择鬼狐花妖的叙述方式，有社会动乱，“土木甲兵之不时”的因素——它们提供了素材的背景；有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古属齐地，是北方神仙方术和浪漫文化的渊薮，“山东多狐狸，尝闻狐狸成精，能变男女以惑人”，“凡村皆有神祀以寄歌哭”，“习俗披靡，村村巫戏”——它们提供了文化的背景；更重要的是蒲松龄个人的因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说：“幻想只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贫乏的时候才能支配我们。……当情感无所归宿的时候，想象便被激发起来，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的根源。”弗洛伊德在《诗人与白日梦》中进一步阐述说：“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换言之，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贫穷的生活，科场的蹉跌，因蒲松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性格而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鬼狐花妖，幽冥异域，使得他在现实世界的抑郁孤愤得到了宣泄和平衡，正如余集在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序里所谈到的：“先生……平生奇气，无所宣渫，悉寄之于书。……嗟夫，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出门触蜂，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好奇、爱幻想、深信鬼神的存在，具有浪漫的性格，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大量运用鬼狐花妖叙述故事的性格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聊斋志异》的序言中，蒲松龄在谈到其作品渊源时，并没有上接六朝小说和唐宋传奇，而是直称“披萝戴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溯源于诗人屈原和李贺，认为自己的《聊斋志异》具有诗的品格，与屈原和李贺的精神一脉相承。

什么是诗的品格呢？诗的品格关乎优雅华美的语言，谐和鲜明的音韵节奏，而最重要的特征则是强烈的抒情性。《聊斋志异》不乏优雅华美的语言和新奇的意象，而强烈的抒情性则是《聊斋志异》迥异于“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六朝小说和“尽幻设语”、“作意好奇”的唐代传奇的重要特征。在《聊斋志异》中，不仅反映科举制度的篇章有着蒲松龄自己的经历、痛苦，“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且在反映广泛深入的社会普遍问题之中，也莫不具有浓烈的情感、抒情的笔调。他悲悯明清之际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炎昆之祸，玉石不分”，“于七之乱，杀人如麻”，“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他愤怒于司法吏治的黑暗，“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哀叹懦弱的百姓“戢耳听食，莫敢喘息”，“可哀也夫”；他欣赏那些敢于反抗的英雄，“潞子故区，其人魂魄毅，故其为鬼雄”；他赞美淳厚的民俗民风，歌颂美好的道德，在弘扬传统道德上当仁不让，“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犹在天壤，司风教者，重务良多，无暇彰表，则阐幽明微，赖兹刍荛”。他对于浇薄的民俗施以讽刺，幽默地批评谩骂的风俗：“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对于人情的冷暖，他伤感地说：“贫穷则父母不子，有以也哉！”爱情婚姻是他描写最多的题材，他歌颂纯真的爱情，认为“情之至者，鬼神可通”，“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而抒情，在蒲松龄的笔下，浸透于他所能想象的一切生物身上，他写人与鬼的交往，写人与狐狸精的恋爱，写人与乌鸦、与牡丹、与黄蜂，甚至与老鼠、青蛙都可以发生爱情、缔结婚姻。就蒲松龄借用鬼狐花妖的意象，“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而言，就其抒发的“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的浓烈情感而言，《聊斋志异》的确是屈原精神的苗裔，是以小说为诗，是具有诗的品格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