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7页）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40岁。于《聊斋志异》仍在创作过程之中却又已成规模之际，他写了《聊斋志异》序言，序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展现的《聊斋志异》的追求，体现的是蒲松龄中年的心路历程和此一阶段《聊斋志异》的创作宗旨。序言强调《聊斋志异》有着现实的劝惩和明确的批判目标，也流露出蒲松龄生计的窘迫，在科场中怀才不遇，渴望知己的创作心态。

蒲松龄51岁那年（1690），他参加乡试再一次失败。在夫人的劝说下，他终止了这种既无谓又无望的拼搏。

在进入知天命的年纪时，蒲松龄的家境渐渐好起来。58岁那年（1697），他的“聊斋”落成了，不过当时不叫“聊斋”，而叫“面壁居”。因为那房子实在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两个凳子，一进屋就得“面壁”。

在毕家坐馆的空闲时间里，蒲松龄除了继续撰写、润色《聊斋志异》外，还陆续写了许多直接为家乡农民服务的通俗读物，像《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历字文》等。他在《农桑经》序言中说，“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要“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这见出晚年蒲松龄对农业的重视，反映出他同农民在思想上的进一步接近。

大约在蒲松龄63岁的时候，毕家为了庆祝毕际有的夫人王太君八十大寿，买了一个会唱俚曲的瞎女专为她说唱解闷。瞎女的到来，使得本来就喜爱创作俚曲的蒲松龄非常高兴，他的俚曲有了演唱者，又由于每年要祝寿，也就有了较多的听众。从1702年庆祝王太君八十寿辰到1710年蒲松龄撤帐离开毕家，是蒲松龄创作俚曲最多的时期。

《聊斋俚曲》同《聊斋志异》不同。《聊斋志异》主要是作者中年和壮年时期的作品，那时作者对功名科举充满热望和理想，由于现实的冷酷和黑暗，使他不得不在鬼狐花妖中寻找知己，寻找慰藉，作品充满了孤愤和寂寞感，具有浓烈的情感和浪漫的笔调。《聊斋俚曲》就不同了，由于大都写于作者的晚年，作者已经把早年经世致用的热情转向了日用农桑知识的普及和伦理道德的劝惩，因此，表现在俚曲中，那感情是幽默超脱的，笔调是偏近于现实主义的。俚曲虽然间亦有抒写情怀的《快曲》、《穷汉词》和游戏之作《丑俊巴》，但内容主要是“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了。正如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所指出的：通俗俚曲是要“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出自于蒲松龄的“救世婆心”。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71岁，结束了四十年左右的教书生涯，回到了家里。像体育界竞赛有所谓安慰奖一样，在科场挣扎竞争了一辈子的蒲松龄“援例出贡”，当上了“岁进士”。这年春天，淄川举行乡饮酒礼，蒲松龄被选为乡饮宾介，“郢中诗社”的另外两个重要成员张历友、李希梅也都参与其事。他们年少时一起共笔砚，垂老相逢，感叹万分。蒲松龄写了一首七言古诗，说：“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对追求科举的一生作了沉痛的总结。

74岁那年（1713），妻子刘孺人病逝，这对于蒲松龄的精神打击很大。大概儿孙们发觉蒲松龄的精力越来越不济，预感其不久于人世，于是在这年的九月底，请来画家朱湘麟给他画像。这幅画现在悬挂在山东淄川蒲松龄纪念馆里。画上蒲松龄穿着贡生的朝服，端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扶着椅子的扶手，一只手拈着髭须，仿佛在遐思，也仿佛在向别人讲述故事。从画像上看，蒲松龄长得高大魁梧，很有山东大汉的派头，高颧骨，大鼻头，还一脸雀斑。那双眼睛烂烂若岩下电，闪烁着智慧的光彩。画像上有蒲松龄的题词，说：“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馀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从题词看，蒲松龄对于自己的一生很不满意，科举的失败一直使他耿耿于怀，甚至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