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第4/6页）

真理的生命在于创造。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摆脱了情欲的束缚之后，又找到了“创造”这朵生命之花，将自己融于音乐创作中，“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消灭死。”

真理拒绝虚伪。他低头摸索前进，饱受矛盾冲击，在其创作过程中，他发现了德国人的虚伪。他冷言冷语地讽刺道：“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他批判那些貌似对音乐恭敬虔诚的人。看到这些人的作品，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言。看到将音乐这门崇高而艰辛的事业，轻松地置于酒杯间的谈笑的虚伪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大笑。一个“笑”字，写出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虚伪的讥讽、蔑视，显示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持真理、不同流合污的立场；一个“笑”字，是要警醒那些仍沉醉于麻木状态的人们，激发他们追求真理、摆脱虚伪音乐束缚的情绪。一笑破天惊，克利斯朵夫开始了与虚伪斗争的历程。

真理就是为艺术而艺术。那么真理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克利斯朵夫提出“心灵美重于技巧美，内容重于形式”的创作观点。徒有其表而无实质的文学，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意，喜欢画而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还挺天真地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房子，那是一株树。这样的作品只会离真理愈来愈远。文学家如此，哲学家如此，社会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只喜欢讨论，而不制作，偶尔制作，也是空洞的躯壳，没有实质的内涵。艺术应该来源于真实生活，来源于生活的最底层。为艺术而艺术和为金钱而艺术是一对矛盾体。正如奥里维对克利斯朵夫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有一种艺术叫法国艺术，另外一种艺术叫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如何取舍，本书给出了答案。就是要做到为艺术而艺术。他列举了当时法国流行的各文学体裁中有很多伪造艺术和浓厚的享乐主义。如诗多抄袭，小说多淫秽，戏剧成为法庭上的道德。他认为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精力掉在这种泥淖里，都变得无影无踪。这“泥淖”就是指不尊重现实，那种不深入生活的浮躁、虚伪的地方。他通过自己的种种行动来与这种为金钱而艺术的局面对抗，并呼唤着一个充满活力、真诚、有内容的艺术境界早日到来。[6]《约翰·克利斯朵夫》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罗曼·罗兰也因为梦想着重构西方精神而被尊称为“欧洲的良心”。本书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通过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葛拉齐亚三者为代表的德、法、意三国的欧洲“三重奏”，这是人类和谐精神的整体象征，也是作者重构西方精神的具体表现。克利斯朵夫代表德意志的狂放不羁、强悍有力，具有创造性力量；奥里维代表法兰西的自由清新，具有先进思维；葛拉齐亚代表意大利的和谐柔美，具有现实精神。三者虽具有不同特质，但创造、思维、现实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作者在突出位置描写了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结下的亲密友谊，与葛拉齐亚富于诗意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一微妙的人物关系，正是作者反对军国主义和民族歧视、主张人类和谐一致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象征性体现。同时，对这三者也有所批判。如：德国——意志坚定但理想主义的幌子下是自私自利；法国——四周都是腐败的艺术；意大利——他们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他们自己，缺乏宽阔胸襟。这里只需引述罗曼·罗兰在1925年1月所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给他在中国的弟兄们的公开信》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了：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盟和兄弟。我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是它的省份，而众人的财产是它的太阳神。[6]《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曲大交响乐。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超人，也是一个凡人，他有自己的情欲，有自己的过错，有内心中的矛盾、软弱与痛苦，但也有自己的追求、梦想、爱和为爱百折不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