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王(1)（第3/13页）

国王出去找早餐。冰冷的石头画廊一边是尖顶窗户，窗角上布满了蜘蛛网，另一边有五间屋子，他从来不清楚其中哪一间里会备好他的早餐咖啡。他依次打开一间又一间房门，看看里面有没有摆好那张小餐桌。总算找到了，摆在最不常放的地方：一幅黑沉沉的前任国王的巨幅肖像下面。画匠给加丰王画这幅肖像时，国王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记得他的样子。但画像中人物的五官、姿态和体型都被赋予了富丽堂皇之气，远不是当年那个驼背、烦躁、衣着不整的老头模样。那时他有点儿歪的上嘴唇上没长胡子，嘴角一带布满了乡下干瘦老太太才有的皱纹。他家祖训是“审时而治（sassed ud halsem）”，到了他这里，常常被幽默打趣的人改为“扶手椅和榛子白兰地（sasse ud hazel）”。他在位三十余年，既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爱戴，但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仇恨。他既相信善的力量，也相信钱的力量。他对议会中的多数人言听计从，因为他们那些枯燥无味的人道主义情怀很容易感染他那颗多愁善感的心。他也慷慨地从秘密金库中拿出钱来，奖励那些为王权的稳定作出贡献的人。对他来说，治国之术早已变成了靠机械规律运转的飞轮，以及举国上下的惟命是从。Peplerhus（议会）就像一根吱吱作响的微弱烛芯，闪着迷迷蒙蒙的光，看起来还像是正常运转的机构。如果说他在位的最近几年也受到猛烈反叛的冲击，好比无忧无虑地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之后打了个嗝，那也不能怪他，要怪那位王储人品不好，行为不端。说来也是，善良的市民们在怒火中烧之时发现曾经一度是学界的祸害、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凡·斯昆克教授说的话并无大错。他断言，分娩只是一种病，每个婴儿都是父母身上的肿瘤，通常都是恶性的，生下来就“外化”为独立的存在物。

现任国王（我们姑且以国际象棋符号K来称呼他）登基之前，是老国王的外甥。一开始，没人想到继承王位的会是这个外甥，原定的合法继承人是加丰王的儿子阿道夫王子。这位王子在民间有个极其不雅的称号（根据贴切的谐音而来），为了文雅起见，就翻译成“无花果王子”(4) 吧。K在一个偏远的王宫里长大，由一位脾气阴郁又野心勃勃的贵族和他那位马一般剽悍的妻子来监护。因此，他几乎不认得表兄，直到二十岁时才开始和表兄多了点接触，那时阿道夫已将近四十岁了。

我们面前是一位心宽体胖、脾气随和的人，脖子短粗，骨盆宽大，颧骨凸起，红扑扑的脸上面色匀称，眼睛好看，有点鼓。小小八字胡不好看，像一对蓝黑的羽毛，不知为何与他厚厚的嘴唇不相配。那嘴唇看上去总是油乎乎，好像刚刚啃过鸡骨头似的。他的头发又黑又密，气味难闻，也油乎乎的，使得他那结实得生了根一般的大脑袋有了花花公子的派头，这在极北之国很少见。他酷爱华丽的服饰，但同时又像papugh（神学院）的学生一样不爱清洗。他精通音乐、雕塑和绘画，但也会花上几个小时陪伴粗俗无聊的人。听到大音乐家珀勒曼沁人心脾的小提琴声，他会失声痛哭；同样，摔了心爱的杯子，捡起碎片时也会悲伤流泪。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只要那一刻没有别的事务缠身，他会想方设法去帮。他得意洋洋地拨弄着生活，品味着生活，也时不时巧妙地给他从不在乎的第三方带来一些远远超过他自己心理底线的痛苦——适合他人、别人、世人遭受的痛苦。

K在二十岁的时候进入极北大学。大学坐落在灰色的海岸，距离首都四百英里，沿途满是紫色的石楠。在那儿，他得知了一些关于王储道德败坏的情况。假如他没有躲着人们的谈话和讨论的话，他就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他好不容易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参与大家的谈话和讨论就会让隐瞒身份的事变得困难。他的监护人，那位伯爵，每周都会来看他一次（有时候来时就坐在摩托车的侧斗里，由他那位能量充沛的妻子驾车）。伯爵总是不停地强调：这个瘦弱忧郁的年轻人，在学习上的表现和在图书馆楼后面具有两百年历史的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好，要是叫任何一个学生或者教授知道了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什么公证员的儿子，而是国王的外甥，那该多么丢人现眼，也很危险。这算是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还是那位坏脾气的监护人私下里的安排，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这是无数突发奇想的其中之一，那么它愚蠢得令人费解；估计是一个比国王更厉害的无名之人和议会合谋，不知为何要故意扰乱这个北方岛国的生活。这是一座“triste et lointaine”(5) 的岛，生活简朴单调，信守着快要被遗忘了的信条。如果是那位监护人的计谋，那可算深谋远虑了，抚养国王这等事情理应保密。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说不上，也没有理由去推测，因为无论如何，这位特殊的学生一直忙着别的事情。读书，打壁球，滑雪（那时候的冬天都会下雪），但最重要的是，晚上坐在壁炉边沉思，再后来，没过多久，便和贝琳达谈起了恋爱——这些事情足以填充他的生活，让他无暇顾及那些庸俗的政治小勾当。再说了，他正在认真学习自己祖国的历史，所以他根本想不到他体内沉睡着历代先王的血脉。他也没有想到，刚刚过去的现实生活同样也会成为历史——成为穿越时光隧道来到苍白阳光下的历史。要么是因为他主攻的那部分历史在加丰王在位前一个世纪就终止了，要么是因为极其冷静的编年史学家们无意间变了个魔术，其价值好像比他自己作出的论证更高，于是他身上的学者气质压倒了史实考证，到后来，他试图把历史与现在重新联系时，就只好满足于临时拼凑，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了传说原有的悠久性（伊戈尔河上的那座桥，那座沾满了鲜血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