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阿纳瑞斯（第3/17页）

除她之外，他再也没有可以讨论专业问题的对象了。学院里的人对于纯粹时间物理学的了解都太有限，不足以跟他交流。他希望自己能去教授这门课，可是他还没有得到教职，学院也没给他教室；师生协会拒绝了他的申请。他们不希望跟萨布尔发生冲突。

这一年里，他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写信给阿特罗以及其他乌拉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这些信真正寄出的很少，有些他写了之后就撕掉了。他给数学家劳埃·安寄过一篇长达六页的讲述时间可逆性的论文，后来发现，对方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安的《时间几何学》一书序言中讲述了作者的生平，但是他没有看。还有一些信，他本打算通过乌拉斯货船发出，却被阿比内太空港的管理人员截住了。因为太空港的运营需要多家协会合作完成，因此太空港是归PDC直接管辖的，其中部分协调专员必须懂得伊奥语。太空港的这些管理人员有专门的知识，担任的职位也非常重要，很容易就沾染上官僚习气：他们总是很自然地说“不”。他们怀疑写给数学家的那些信件，因为信中的内容很像一些密码，而且也没有人能够断定它们就不是密码。给物理学家的信件需要经过他们的顾问——萨布尔审核之后才能放行。有些信件谈论的话题不属他所擅长的因果物理范畴，那他是不会审核的。“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会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然后把信推到一边。谢维克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继续把信投往港口，他们则会将信退回来，上面批着“审核未通过，不予发出”。

他在物理学协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萨布尔通常不会劳神来参加这种会的。会上的人对于这个话题——跟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方之间的自由通信——都不怎么重视。有人谴责谢维克，为什么要去研究如此晦涩的领域，因为他自己也已经承认，在他所在的这个星球，没有其他人能够胜任这种研究。“这无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已。”他说。不过，这样的辩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如果这是一个新领域，那就跟我们分享啊，不要跟资产者去分享！”

“从一年前开始，每学期我都想要开一门课。你们却总是说没有足够的需求。就因为它是新的，所以你们就害怕，是吗？”

这么一来，再也没人帮他了。他气愤地离开了会场。

即便是一封信也寄不出去，他还是继续往乌拉斯写信。给某个人写信，这个人也许能理解自己，也许已经理解了，这个想法让他还能继续写下去、继续想下去。否则他真的没法继续了。

时间一旬一旬地过去，然后是一个又一个学期。每年有那么两三次，他的努力能得到回报：收到阿特罗或是伊奥国或舍国哪位物理学家的信。那些信都很长，写得密密麻麻，论证也很严密，从开头称谓到信末签名之间全是理论，全是深奥的超数学—伦理学—宇宙学时间物理理论，出自他不认识的人之手，以他不会讲的语言写就。他们猛烈地抨击他的理论、试图推翻他的理论，那些人是他祖国的敌人，也是他的对手；是陌生人，也是兄弟。

收到信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会变得暴躁，同时又兴高采烈，没日没夜地工作，新的观点像喷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随后，在极度猛烈的喷射和挣扎之后，他又缓缓地回到现实之中，回到干燥的地面，进入干涸枯竭的状态。

在他来到学院的第三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格瓦拉伯去世了。他请求在她的追悼会上发言。依照惯例，追悼会在死者生前工作的地方举行：这次是在物理实验室大楼的一个演讲厅里。他是会上唯一的发言者。没有学生到场，格瓦拉伯开始授课到现在还不到两年。在场的只有学院几位年长的会员，还有一位中年人是格瓦拉伯的儿子，他是东北区的一位农业化学家。谢维克站在这位老教授曾经站着讲课的位置，用嘶哑的声音——现在一到冬天他就会习惯性地感冒——告诉在场的诸位，格瓦拉伯是时间科学的奠基人，是整个学院里最伟大的宇宙学家。“我们物理学界现在有了自己的奥多。”他说，“我们拥有她，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她应有的荣誉。”会后，一位老太太眼里噙着泪水，向他表示了谢意。“我们总是在一起过旬末，我们俩，在我们街区的门房值班，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她说，楼里吹出的冰冷的寒风吹得她直眨眼。那位农业化学家跟他们嘟哝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就匆匆地去赶回东北区的飞船了。谢维克感到莫名的愤怒，这中间又夹杂着悲伤、烦躁和无奈，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