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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隔离。当然，丹沃斯想。那位医生被派去接蒙托娅了，还有玛丽那些关于巴基斯坦的问题，并且他们所有人都被安置在这个单独的、设施齐全的房间里，门外还有个病房看护在监守。

“那就把她们带到沙尔文楼吗？那些美国人？”芬奇还在问。

“警察有没有说为什么隔离——”丹沃斯停住不说了。吉尔克里斯特正在打量他；拉提姆正在茶具车那儿忙乱，试着撕开一个糖包；那位女医生睡着了。“警察有没有说过为什么设置预防措施？”

“没有，先生。他们只是说牛津及牛津近郊地区被隔离了，还有，可以联系国家卫生局咨询对此事的说明。”

“你联系过他们了吗？”

“我试着联系他们来着，但是电话没打通。所有的线路都占线。那些美国人一直试着给埃利那边打电话取消她们的演奏会，也占线。”

牛津及其近郊地区。那意味着他们除了在所有的街道上设置路障以外，也对地铁实施了停运，还有通往伦敦的城铁，难怪电话线路堵塞了。“那是多久前的事？你们出发去伊弗里村的时候吗？”

“那是快到三点的时候，先生。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四处打电话找您，后来我想，也许您已经知道这事了，然后我就开始给医院打电话。”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呢，丹沃斯试着回忆施行检疫隔离的必需条件。原来的规定要求存在“无法辨识的疾病或怀疑存在传染”的情况时，需要施行检疫隔离——但这些规定是在那次世界大流感之后最初那阵恐慌中通过的，从那以后每隔几年它们都会被修订和降低强度，所以丹沃斯完全不清楚现在它们是怎样的。

他倒是知道，几年前在西班牙一个城镇，一场拉沙热在得到遏制前肆虐了三个星期，导致了报纸上一场小题大做的恐慌，所以规定变成了“完全无法辨识的危险传染病”。当时该地的医生没有进行病毒分析，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搅在一起，到后来大大推动了一把施行强制隔离的提案，只不过丹沃斯不清楚最后这一条例有没有贯彻下去。

“我是不是应该把她们安排在沙尔文楼的房间呢，先生？”芬奇又问。

“好的。不，暂时先把她们安置在学生活动室。她们可以练习她们的转调鸣钟或随便什么玩意儿。去拿巴特利的档案，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们，就打这个号码。然后你还得找出关于贝辛格姆的消息，你可以稍后再去安排那些美国人的住处。”

“她们非常沮丧，先生。”

我也是，丹沃斯想。“告诉那些美国人我会想想就现在的情况能做些什么，然后给你回电。”说完，丹沃斯挂断了电话，他看着屏幕暗淡下去。

“您不会是等着告诉贝辛格姆您那些认为此次失败应归咎于中世纪研究组的恶意揣测吧？”吉尔克里斯特质问道，“而且事实上正是因为您的技术员使用毒品使得此次计划受到危害，关于这一点，我会在贝辛格姆先生回来时亲自向他汇报的。”

丹沃斯看了看他的电子表。四点半。芬奇说他们被拦下来的时候差一点儿三点。那是一个半小时之前了。近些年来牛津只有过两次临时检疫隔离。一次后来被证实是注射后产生的过敏反应，而另一次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女学生的恶作剧。那两次隔离都在他们得出血液检查结果后立即取消了，甚至都没花上十分钟。在救护车里时玛丽已经取了血样了，当他们进到急诊部时丹沃斯看见装血样的玻璃瓶已经递交给了住院医师。这段时间足够他们取得检查结果了。

“我肯定贝辛格姆先生也会很有兴趣听听您的技术员是如何让这次实习计划受到损害的。”吉尔克里斯特继续说道。

丹沃斯心想，巴特利的低血压，呼吸吃力，升高的体温，看上去这是传染病的症状。在救护车里时玛丽就说巴特利那样高的体温可能是某种感染，但丹沃斯以为她指的是局部感染，葡萄状球菌感染或阑尾炎什么的。那会是什么病呢？早在20世纪天花和伤寒就已经被彻底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在这个世纪被根除。细菌在特定的抗体面前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而抗病毒的工作进行得如此之好，甚至都不再有人患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