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原野

巴黎的街道给我的印象总是出人意料地麻烦，即使我只是在其中短暂而行。与之相反，圣维克多山的山岳自那以后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的幻想当中。不过，当我进行颜色和形式的类比时，这座山却几乎每天都会重现。不起眼的山路可以通往自由的顶峰与惊险的高地；而我也不需要专门地研究就会相信，我能够了解我周围的区域。

那座山对我的影响当然远远不止于一堂肤浅的自然课。

在巴黎有一座小山丘，但与蒙马特高地50不同，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它位于城市的西郊，那里已经属于郊区的苏黑尼地区了，它的名字叫瓦莱利安山。沿着塞纳河的西侧有一串连绵的小山丘，这座山在其中并不引人注目，山上修建了一座用作防御工事的要塞。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军曾将此要塞当大规模处决人犯的地点。

以前我从未登过此山，但是在圣维克多山之后，我却迫切地要登上它。于是，在某个美妙的夏季周日，我在上面看到了一处石头公墓。在蓝天的掩映下，我把它想象成了明亮的史前大墓地；采摘着又硬又甜的覆盆子；眺望着山丘支脉上的小房子，彼处的犬吠声不时响起，还有零星的炊烟冉冉升起，这时我体验到的只有这个与恐惧和阴森绝缘的当下。然后我继续向东慢慢走下山去，穿过河上的桥，回到了巴黎市区，然后在布洛涅森林公园里面，我马上又登上了第二座并不明显的山丘，它叫菲西莱山。这座山丘同样曾与战争有关，有些树干上面还可以辨认出子弹的痕迹（与其他地方一样，那些树下是周末郊游的人们露营的地方）。虽然经常有人拿塞尚的作品与音乐作对比，但是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我身上却仅有一次，而这也发生在那个下午：就在我为了达到将“这个当下”长久保藏的目的，而试图像对待“一把马林巴木琴”51一样让它振动起来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我站在市郊的一处公路桥上，望着下面的郊区高速公路犹如流动的金色。而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想些什么：像歌德那样的人一定会很羡慕我，因为我生活在20世纪末。

环绕着圣维克多山的圆圈越扩越大，并非故意；情况就是如此。

我的继父来自德国。他的父母在一战前从西里西亚52迁到了柏林。我的生父也是德国人；他来自哈尔茨山53（我从未去过那里）。而我母亲这边的所有祖先都是斯洛文尼亚人。我的外祖父曾在1920年投票赞成将南奥地利地区并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所以曾有德语族群的人威胁要打死他。（我的外祖母居中调停。调停的地点：“田埂”，斯洛文尼亚语叫“ozara”。）后来他对所有的公共事件几乎都保持沉默——我的母亲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业余剧社。她后来总是对自己能说这种语言感到自豪。而且她的斯洛文尼亚语也在战后在俄国人占领的柏林帮了我们不少忙。当然，她从来不感觉自己是斯洛文尼亚人。有人说，这个民族完全缺乏民族的自我意识，因为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不同，斯洛文尼亚人从来不需要在战争中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甚至连合唱的时候也经常是令人遗憾地沉浸在各自的世界中。——据说我最初的语言也是斯洛文尼亚语。当地的理发师后来跟我讲了很多遍，说我第一次去理发的时候一个德语单词都听不懂，和理发师对话用的是纯粹的斯洛文尼亚语。我已经记不得了，这门语言也被我差不多彻底遗忘了。（可能我总是幻想自己来自别的什么地方。）在奥地利乡下念书的时候，我偶尔会很思念德国。在我看来，那里充满了大城市的气氛——例如战后的柏林。当我得知第三帝国的事情的时候，我认识到，再没有比它更邪恶的东西了，而且只要我力所能及，我都会按照这个认识行事。但同时我又总会觉得，我孩提时代所经历的那个德国是与之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