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增订书目的说明（第4/9页）

至于档案馆馆藏，叶娃和周锡瑞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列出了台湾的主要档案馆。这些档案馆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国事务和经济档案馆。叶娃和周锡瑞把这两个档案馆出版的资料精选了一部分，放到他们的参考书目中。“国史馆”是1949年前政府档案的主要存放地。但是对内战政治研究最重要的蒋介石的“总统档案”和国民党档案，现在存放在一起，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或简称党史会）管理。委员会的前身是国民党历史档案编辑委员会（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初）（马斯特与李云汉，1971；秦孝仪，1983；张玉法，1992）。同样重要的是“司法部”调查局档案馆和“国防部”情报局图书馆。

叶娃和周锡瑞提到的获取资料的常规程序或许不适用于非中国籍研究者。但是随着政治上全面放宽限制，敏感人物和事件的数目继续减少。这一趋势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其自身敏感性的下降是一致的。不幸的是，1945—1949年内战依旧是国民党当权者最难直面的话题之一。台湾最近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档案和历史著作中，这段时期是最少被触及的。比如，国民党历史委员会的新丛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完整信息详见补充书目）迄今已出了26卷，其中只有最后4卷是关于1945年以后的。这4卷同样不涉及内战本身，只是关于日本投降后初期的准备工作或发生的事件，包括：对沦陷区的接收、苏联占领中国东北、与共产党未果的和平谈判和美国的调停努力。这一新丛书取代了老的但是还在出的《革命文献》（见更新的书目）。《革命文献》开始于1953年，到1989年已经出了117卷，覆盖了一些有所选择的主题，但这些主题中并不包括1945—1949年内战。“国史馆”编写的、还未出完的大型丛书《中华民国史实纪要（初稿），1894—1974》（见更新的书目），在开始时将1945—1949年这一大段时间跳过不表。“丢失”的分册时不时会补上，但是截止到1992年，虽然该系列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对1945—1949年的记录依旧不是很完整。“国防部”历史编辑局最近已经出版了很多册的抗日战争历史，却没有相似的内战战斗方面的资料出版。

说到我没有取道的方向，日本资料怎么说都不能代表中国内战研究的最前沿。但如果对时间的划分不那么严格，内战时期的很多事件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到1945年前，而这些成因几乎逃不过日本的记载，长久以来很多学者证明了这点。他们中离现在最近的是台湾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们出版了多册关于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这一工作肯定能成为继续研究20世纪40年代晚期军事问题的学者的研究基础。对1945—1949年时期也具有重要性，但不是最重要的，是“遗留”的日本问题，比如遣散军队，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留下来”的日本兵，在山西参与反共的日本军队，有争议的海南投资计划等等。

事实上，有一个新的、待发掘的研究领域，但是在相反的地理方向。几年来，当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些问题却找不到答案时，一个遗憾时隐时现，那就是我很久之前的决定：放弃“中苏研究”，而去研究更直接地体现了政治“重要性”的事件。随着俄罗斯和东欧逐渐开放苏联的档案，我在年轻时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代价才显露无遗（Westad，1992；Kramer，1993）。学者在中国查阅档案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在俄国也不能免除。但是像在中国一样，新出版的俄文史料和档案显示了原来的限制正逐渐放松，使得1949年前和之后的研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有的学者利用这些新出版的俄文资料进行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在1996年1月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展示了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该会议由香港大学历史系和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