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增订书目的说明（第3/9页）

下面列举的对中文资料的“有选择性更新”只包含了这些新出版物中很小的、希望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们有的是著述，有的是同样重要的、出现在很多新（1978年以后）档案馆刊物和定期出版物中的资料。当代（1978年后）的日报、时事杂志和学报有时会刊登有关内战时期的文章，它们中的一些很值得关注。然而，最有用的是专业期刊。下面新的期刊目录选取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主要或核心刊物中的一些。大多数列出的期刊以及他们的主办单位，可以在《中国档案资料词典》的注释或参考书目列出的三种期刊指南中找到。《中共党史文摘年刊》更进一步提供了对这些新的专业期刊内容的介绍，非常有用。《年刊》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从1982年到1990年每年都有新刊问世，每本刊物厚度如书。引用的文章根据年代排序，1945—1949年内战在每本年刊中都占有一定篇幅。

然而，期刊在内容上和持续时间上各不相同，它们会创刊、停办，或合并改名。有些过了几年就消失了，还有的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连续发行，中间没有太大的停顿。同样也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资料》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该出版物从1982年起平均每年发行四刊，甚至在解除了发行上的限制（原来仅限“内部”流通），获准公开出售时也是如此。从内部到公开的转变体现了大的趋势，所以下面列出的新资料未按不同的流通状态进行划分。

在更新的书目中，另一大新增的类别是文史汇编物，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在全国的当地委员会主持编写。内战参与者、观察者和叛逃者的回忆录和传记构成了这些资料的很大一部分。这些资料的索引在1992年出版，共有5册，名称为《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依靠这些资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那些已经开始使用它们的人提醒了我们：它们是有价值的（傅佛果，1988a；班国瑞，1992；高家龙，1996）。回忆录文学还迫切地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真人”采访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现在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官方编辑的纪实性资料，其中免不了包含一些在传主去世后经过了润色的传记和回忆录。在事件发生后很久进行的采访同样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它有它的优点，即不同的受访者能提供不同的视角，权衡利弊后，这样的努力还是值得的。然而时间在匆匆流逝，对1949年前这段时期的研究的紧迫性在于，必须趁亲临事件的人还活着，抓紧进行采访和录下口述历史（Sey-bolt，1989）。

依然，附在下面的有选择的更新没有列出目前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截至1999年），包括全部的旧报纸、杂志和政府公报以及新汇编的地方志和工作单位的历史，比如大学、学校和主要企业的历史。约瑟夫·伊克是主要依靠新资料对内战时期进行研究的第一人，研究成果写入了《中国的城市革命》一书中。他的书目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横截面，对北京和天津有特别的提及。

关于这段共同的历史，中国内战双方各自掌管着一部分资料。获准查阅中国的档案，对于研究者，甚至对非中国籍的研究者，已经不是全新的体验了。当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带走了很大一部分中国1949年前的档案记录，包括中央政府、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的档案记录。长期以来，外国学者对这些资料享有受限制的查阅权。在后毛泽东时代前，它们，连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成为研究1949年前共产党和国民党历史的基本资料库。

一位台湾学者谨慎地概括了这些资料的利用情况，他写道：“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3年，长达24年之久，这段时间内‘中华民国’政府不鼓励对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张玉法，1992年，第177页）。与之形成对比的，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结束后至今），研究和出版物急剧增长，虽然数量上逊于中国大陆，但两地的大致情况是一样的。最近，易劳逸和其他人按时间顺序很好地记录了台湾在这方面的成果。下面更新的书目收录了台湾新出版资料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