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4/17页）

同样是在1946年，以上以及很多其他形式的贪污被《观察》甘肃兰州的通讯记者形诸笔端。甘肃省很多地区在前一年遭受了旱灾。官员们借此机会从中牟利：宣称需要一定数额的救济基金（而实际并不需要这么多金额），并将该基金高利率贷给农民。以上案例发生在陇西县和渭源县。另一起事件涉及敲诈公共建设工程的劳动者。劳动者从临近的几个乡征来，修缮一段公路，以三天为一个单位轮班。说好每人工钱为法币3000元。等到发钱的时候，一名县干部对劳动者们说，他们能领取3000元，而当地国民党委员会成员和县政府的各部门的领导却拿不到一分钱。于是他要求每个人缴还1000元给党和政府官员，结果每个人都照做了。

在通渭县，县政府领导取出1000万法币的公共贷款，携款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部分这样的潜逃官员住在兰州，这一度是众所周知的，却没有人去调查。偶尔，一些村民集合在一起，进城想跟犯事者清算，但是总会有一个特殊的委员会紧急成立以维护官员们。当地老百姓于是知道了老话“官官相护”所言非虚，知道了所谓的民意无足轻重。他们还懂得了为什么县长的工资这么微薄却还有这么多人要费力成为县长。

然而，甘肃的农民至少有一次让官员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虽然最后没有改变什么。他们的抗议发生在1943年。一开始，这被认为是一场匪乱，但是不久，政府不得不承认是一场民变。它开始于三个县——临洮、康乐、洮沙，随后扩展到榆中、定西、渭源和会宁。混乱变得如此严重，连兰州也岌岌可危。据说反叛者的行动和口号（其中一条是“反抗饥饿的自由”）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杀死保长、甲长和乡长，然后转而攻击县长、其他官员和到该地开采资源的外地人。但是叛乱最终被镇压，接下去的是一贯的处决和惩罚。除了杀掉了几个官员，一切又变得和以往一样了。一些官员甚至在叛乱中又捞了一把。当地老百姓害怕自己被牵涉到叛乱中，为了不被指控，对上头又不免打点一番。[50]

相似的农民叛乱的故事也发生在1946年上半年的浙北。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活跃在这一区域。反叛的农民将矛头指向串通日军的乡、保和甲官吏，他们这回采取的行为模式与共产党在一些区域采用的做法相似。然而，叛乱依旧带有传统农民起义所有的特点，所以看上去似乎是老百姓被逼到承受极限之外的自发反应。[51]根本问题是农村的贫困在那一年恶化：许多村庄都接近饥荒状态；为了供养返回执政的国民党，对大米、食物、钱和劳动力的征收也变本加厉起来。农民们抱怨：中国政府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和日军占领时他们所承受的负担没什么差别。[52]

一开始，几千男人、妇女和小孩赴浙江省的省会杭州请愿要求救济。这些人来自附近的地区（包括崇德、桐乡、桐庐、富阳、诸暨、绍兴和萧山）。省政府对此无动于衷。突然，1946年1月，崇德、桐乡、德清、吴兴爆发暴乱，波及20个乡和镇。3月，嘉兴县和新登县发生相似的事件。暴乱在整个4月一个乡一个乡地扩散开去。在每个地方，暴乱在白热化以后自动平息或被镇压。在风波平定前，乡长、保长和甲长领教了农民的怒火。

这些官员成为暴乱的主要攻击对象，不仅仅因为他们串通日本人，甚至不仅仅因为他们负责稻谷和其他税项的征集，而是因为除了这两点以外，他们的“残酷和腐败”有增无减。即使考虑到说故事时免不了的加油添醋，当地人民讲述的关于那些“无慈悲心的”人渣的故事，也不会完全是杜撰的。据一个故事说，保长宁愿看一名穷困的农民自杀——后者真的自杀了——也不愿意减轻对他征收的税赋。大量的款项（有的时候在枪口威胁下）被征收上来，却从来不做会计结算。农民们可以看到，向政府上缴的每担米，乡长和保长都要雁过拔毛。